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對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持同樣的認識，從1917年至1921年，前蘇聯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盡管與特殊的戰爭環境不無關系，但也不能不看到是同列寧對以上問題的認識分不開的。從1921年開始，在列寧的主持下前蘇聯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主要是用農業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實行租讓制和貿易自由，說到底就是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新經濟政策挽救了在戰時共產主義體制下瀕臨崩潰的蘇聯經濟，用我們今天的觀點看，這無疑是前蘇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前進，但是，在列寧看來，新經濟政策終究是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他說：“這可能被認為是奇談，私人資本主義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嗎？但這絲毫也不是奇談，而是經濟上完全無可爭辯的事實。既然這個小農國家，擺脫了戰爭和封鎖，在運輸業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壞，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運輸業和大工業的無產階級領導。那末，根據這些前提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地方流轉在目前具有頭等意義，第二、有可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四卷529頁）

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的思想對后來的社會主義的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也造成了重重障礙。

二、中國的實踐

新中國對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里，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盡管從來沒停止過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但卻一直視商品經濟為異已。就連農民用幾個雞蛋換些零花錢有時也被當做資本主義的尾巴。

對商品經濟進行大膽的探索和實踐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首先是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提高農產品價格，解決價格與價值相背離的狀況，大幅度開放城鄉集市貿易，在生產和銷售中減少國家指令性計劃。在此基礎上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市場經濟被擺到重要位置上。緊接著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盡管在商品經濟前面加了一個“有計劃”的限制，但是體制模式已經不是計劃經濟而是市場經濟。最后在黨的十四大上，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確立為建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沖破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羈絆與禁錮主要不是理論而是社會實踐。對于當今中國，已經不存在要不要搞市場經濟和該不該搞商品經濟的問題，而是不搞商品經濟不行，這同樣是實踐做出的結論。

三、我們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經濟

商品經濟的是商品交換。商品交換首先是人們的一種交往方式，即使在自給自足的社會里，人們也不可能生產出自己全部的需要，個別的需要總是要通過交換去滿足。在交換的過程中我們不排除商業欺詐，不排除有人或多或少吃了虧或占了便宜，但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做的研究，商品交換總的趨向是等價交換。商品的價值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勞動量取決于社會平均勞動時間，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價值規律。交換的結果是雙贏，雙方各得其所。可見所謂商品交換其實就是等量的不同質的勞動的相互交換，也是人們相互服務的過程，只是服務必須是有償的，等價的。商品交換所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交往方式。一個社會的生產如果以生產商品為主要形式，這個社會的經濟就是商品經濟。因此，討論為什么要搞商品經濟，其實也就是討論人們為什么一定要有償、等價的出讓自己的勞動產品。人們所以要有償、等價的出讓自己的勞動產品，是由勞動的私人屬性決定的。我們知道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過程是對勞動者生產資料剝奪的過程。資本可以剝奪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