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

太湖流域更是兼并的重災區，這里的土地灌溉條件得天獨厚，又很肥沃，還有一個人為的因素，那就是宋徽宗的昏聵。他重用的奸臣朱勔以蘇州為中心，作威作福，以給宋徽宗尋找花石綱為名，對各級百姓窮盡搜刮之能，敲詐勒索無所不用其極。看重誰家的物件，馬上派官吏去蓋上黃布，派官吏看守，名曰黃封。老百姓不但要恭恭敬敬的看護這些黃封，每天還要給黃封磕頭，并且承擔這些黃封運到開封的運費，這根本不是普通人家能承擔的起的，即便大戶都吃不消，所以中等人家悉數破產。

很顯然這種黃封手段，很容易變成敲詐勒索的名目。不想破產的中產之家，甚至一些富戶，都需要給朱勔黨羽進貢。通過這種方法，朱勔在蘇州當官二十年后，被抄家竟抄到了三十萬畝土地。這是官府抄家記錄在冊的，官府沒抄出來的有多少？有沒有抄家的官吏貪墨的土地？有沒有朱勔通過分家、詭寄等方式隱藏的土地，沒人知道。這還是朱勔一家兼并的土地，朱勔的黨羽無可計數，朱勔搜刮花石綱，龍顏大悅，十分受寵，乃至一時間，東南地區的官員都需要他才能加官進爵，史稱“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朱勔府邸一度被稱之為東南小朝廷。

刺史、郡守這樣的大官都是朱勔門下，而那些中小官吏，更是不計其數。朱勔倒臺，就是這一兩年間，又恰逢金兵入寇，朝廷其實根本不可能賴得及收拾遍布東南的朱勔黨羽，有大量的漏網之魚。這些黨羽，大量集中在太湖一帶，因此這一帶的土地，大多數都被這些惡吏兼并。

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之嚴重，可令人詫異的是，反倒是北宋直到滅亡，也沒爆發大規模的，席卷全國的農民起義，宋江起義主要因為黃河泛濫這樣的天災，方臘起義也主要是中央政府目光投射不到的江南，官府盤剝太過于貪婪所致，而且就是方臘這樣的種植園主的起義，也在短時間內被鎮壓下去。但宋朝的小規模農民起義數量之多，遠超歷朝歷代，兩宋共300余年，農民起義就有433次，一年一次半。

可沒有任何一次農民起義威脅到京城，大多數都是在當地就被輕易剿滅了。而失地的農民，大量涌入城市，造就了無數繁榮的城市，所以宋朝的社會動蕩卻不危機，充滿了活力。

這至少說明，宋朝在對待土地的態度上，有可取之處，也有自成一體的認識，甚至有其獨特的土地哲學。南宋官員和學者王明清對這種政策解釋說，“不抑兼并，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于輸納，皆我之物。”

他認為土地集中在富戶手中，田連阡陌，不過是為國守財。放在現代社會，依然有人將貧富分化描述成藏富于民，積極呼吁政府采取低稅收政策，尤其要給最有錢的企業家、富人減稅。但這種哲學有一個很現實的邏輯，那就是當“盜賊發，邊境擾動”的時候，富人會“樂于輸納”，樂于未必，但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是一定愿意出錢的。這些土地所有者，扎根在社會最基層，他們有護衛家丁，他們肯定不愿意看到盜匪叛亂，他們有時間，也有機會，還有力量將農民起義掐滅在萌芽狀態，這可能才是宋朝土地兼并最為嚴重，農民起義聲浪卻最小的原因。

由于皇帝從詔書、圣旨的高度確立了土地私有的規矩，連王安石變法如此聲勢浩大的改革都沒能觸動這個基礎，于是土地的價值更加得到認可，有錢人自然對土地資產十分看好，買地的情況十分普遍。

官府對于土地買賣的放任，也是歷朝歷代之冠，因此宋朝的土地流轉情況極為頻繁，乃至形成所謂“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的這種對于土地特有的價值認識，土地變成了一種流通性良好的保值資產。

也有一些詩詞描述這種土地流轉頻繁的現象，宋代官員朱繼芳在描述自家宅門的《朱門》一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