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式當官，而且當的很好。讓司馬光評價說，如果人人都像蔡京，何愁天下有困境。

蔡京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什么堅定的立場，但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他畢竟是一個王安石黨的人，他太臭了，導致王安石死后也無法翻身。

如今朝堂上的人，誰也不敢說王安石的法好，哪怕他們其實也在用，也在用那些茶法、鹽法、市舶法來斂財，但不能說出來。

呂頤浩和晏孝廣的話卻是可以大說特說的，因為江北的老百姓不喜歡用錢引，不是他們不想推行。

而且他們也堅定反對說江北的票據是藩引，這不是藩引，這就是淮引，兩淮自己印制的引票。不是藩鎮私印的，晏湲還拿出了揚州印刷鹽票、糧票賬簿，聲稱這是揚州官府印的，跟藩鎮沒有任何關系。每年印制的數量各自只有一百萬斛（石），三年一換，市面上流通的淮引，一斛糧食不會超過兩貫錢，一石淮鹽，也不會超過兩貫錢，這些淮引總價值不會超過四百萬貫。正是因為印的少，所以才更值錢，老百姓才樂于使用。

吵到最后，雙方完全成了亂扯。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趙鼎言官堅持推行錢引，利國而不害民，他們也只能這么說，明明心里都知道，錢引是搜刮民財的工具，但不能那么說。呂頤浩一方，也不能說錢引是害民，因為這樣吵就沒意義了，江南的錢引還印不印了？印了害民，不印朝廷完蛋。

在為國為民一事上辯不下去之后，言官們開始轉向技術層面。趙鼎派說錢引是善政，可以幫朝廷得到財源；呂頤浩派說淮引更好，既讓老百姓喜歡用，還比錢引能在江北得到更多的財源。

方法就是江北的官府，包括開封大都督府用淮引充作軍費，就不會有人遏糴了。不僅不會遏糴，有的是商人千里迢迢往開封送糧換淮引。至于呂頤浩的財政困境，則可以用借債來緩解，晏湲認為可以借到一百萬斛（石）淮引不成問題，比朝廷給呂頤浩的三千萬緡錢引更有價值，還不會讓老百姓拒絕。

雙方圍繞著錢引和淮引的利弊，逐條逐條的辯論。

其實兩種票據的差別不大，淮引無非是跟糧食和食鹽掛鉤，對于絕大多數并不會去官倉兌換糧食和食鹽的老百姓而言，他們需要的只是一種穩定的貨幣罷了。錢引以信用為保證，強制老百姓使用，其實也沒多大區別，只要能維系好信用，是能夠通行的。否則兩宋的金融體系早就崩潰了，但他不但沒有崩潰，還比其他國家發展的都好。但這只是相對的，并不是宋朝玩的好，而是其他國家更爛而已。

錢引的濫觴，早在蔡京執政時期，就出現了大問題。蔡京第一次執政，面對的也是匱乏的財政問題，宋徽宗欠了一屁股債，被商人堵門都是小事，中樞、地方普遍無錢可用才是大問題。

蔡京一開始也采用濫發錢引的做法，結果搞的錢引破產，民怨沸騰，蔡京也因此下臺；第二次執政后，蔡京就知道錢引不能那么玩，開始謹慎起來。將錢引的發行量限制到125萬貫，流通區域限制于四川、陜西、河東地區，到了宣和年間，才遏制了錢引的貶值現象。可惜靖康之亂，將這種好勢頭終結了。

蔡京都玩不轉的錢引，南宋這些文官其實也玩不轉。最大的問題就是沒錢，半壁江山要開支比原先大得多的支出，不濫發怎么辦？

李慢侯印藩引當然讓朝廷顧忌，但當時不是李慢侯一個人在弄，張俊弄的更早。朝廷給不出軍費，張俊當時駐扎在婺州，想出了一個辦法，印了一種叫見錢關子的憑據。張俊在婺州募集軍餉，商人繳納現錢，換取等值的見錢關子。商人們可以在臨安的榷貨務換取現錢或茶引、鹽引。

因此當初朝廷每次對李慢侯印藩引不滿的時候，李慢侯都說這是軍票，其實指的就是張俊印的關子。

錢引能夠通行，自然是有限制措施的。許多都是蔡京在錯誤中總結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