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國古代的行會組織，戰斗力不如西方同行，原因是宗教信仰不同。

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西方都是一神教，信仰上帝或者其他神靈。中國行會各行各業信仰是不同的，養蠶的，拜的是嫘祖，販綢的拜的是張騫，唱戲的，拜的是唐明皇，青樓的，拜的是管仲，釀酒的，拜杜康，做木工，拜魯班。

這些不同的行業神信仰，讓各行各業很難團結在一起，形成城市公社。

但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沒有壓力就凝聚不起來。要說共同信仰，那還是有的。所有人都拜孔子，但凡家里有讀書人的，誰不去孔廟燒香，誰不去拜文昌帝君。另外佛教信仰也很普及，佛寺的香火旺盛，大和尚們肥頭大耳，富態的不行，他們廣有田產，還房貸收息，每一座佛寺都是當地一股強大的金融力量。

這些宗教組織本身的凝聚力也不強，不可能指望大地主孔家帶頭跟皇帝對抗，不能指望那些天師從山上下來造反，更不能指望一個個在寺廟里殺豬的僧人，能鼓動多少信徒。

其實主要還是世俗化太厲害，和尚廟、尼姑庵藏污納垢，孔府豪門巧取豪奪，宗教性組織自身就沒什么紀律性和戰斗力。老百姓信仰復雜，今天拜了佛爺，沒顯靈，回頭罵罵咧咧的就去投了道門。

可是統一的宗教真的就是凝聚力的源泉嗎？

這恐怕不見得，西域的宗教倒是很統一，耶律大石還不是稱霸這里。

相比城市的松散分裂，鄉村宗族的戰斗力就很強。每一次農民起義，如果能吸引到這些豪族參加，規模會呈幾何倍擴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會更高。鄉村宗族的戰斗力強，是因為他們都拜同一個祖宗嗎？

其實所有的信仰都只是一個旗幟，團結起來的理由而已。真正讓人拼命的，永遠都是生存的壓力。

西方城市公社戰斗力強，是因為市民階層完全跟社會其他階層脫節，大量城市市民的來源，不是商人就是逃入城市的農奴。城市為什么跟貴族戰斗，是因為貴族限制了城市的生存。城市在貴族的領地上興建，從集市到城鎮再到城市，他們跟貴族之間，是隸屬關系。有的城市歸屬好幾個貴族統治，因為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也是各種貴族領地的交匯之處，一個三岔河口可以形成一個城市，而三岔河口可能是三個貴族領地交匯之處。

傳統封建法律規定，領地內的民眾有為貴族服勞役的義務，因此有的城市居民，需要為好幾個貴族服勞役，如果真的去做了，城市就無法正常運作。說起來城市跟貴族的斗爭，實際上還是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有的城市選擇了武力抗爭，抱團取暖。有的城市選擇了花錢買平安。

在中國同樣如此，不過中國城市的解放，不是城市斗爭的結果，還沒來得及斗爭，王安石變法就把勞役制度給改了。變法以前，中國也有勞役制，王安石允許百姓花錢雇人代役，這其實就解放了城市階層。

歐洲城市跟貴族的對抗，還體現在貢金方面，貴族當然是希望貢金越多越好，城市則希望貢金越少越好。這時代的貴族，一個個多是武夫，沒什么文化，文藝復興之前，歐洲貴族擁有濃烈的輕視文化的風氣，大字不識的大有人在，所以他們才長期被宗教階層壓制。文藝復興之后，貴族開始崇尚文化，所以貴族也加入了對抗宗教的行列。

在中國自然也存在著商人對于稅賦的不滿情緒，可中國的政權太強，商人們要對抗的是一個中央皇權，這幾乎不可能成功。賦稅太重，寧可不經商了，也不可能反抗。方臘算是帶著商人性質的起義者，借助了宋徽宗巧取豪奪，把江南壓榨的民不聊生的大背景，方臘起義還是輕易被鎮壓了。

宋朝工商業發達，都沒能醞釀起城市對封建王朝的反抗力量，到了明清時期，就更不可能了。因為商人連反抗稅收的動機都沒有了，因為明清時期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