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他們要說什么，沒等熊啟說完，就插話道“這是自然，不過方才扶蘇所論的，就是商君也會犯錯。這一論點，昌平君可還有疑問？”

即便知道這是個坑，熊啟也只得跳了。“沒有了。”

不然怎么辦，指責惠文王犯錯了嗎？

“既然商君也會犯錯，那其所編纂的法典自然也會有錯漏，可對？”

這是很自然的邏輯，熊啟咬咬牙，只能接著跳下去，“對。”

這就是扶蘇所要達到的目的了，“既然如此，就要就事論事，不能再以商君法度壓人，昌平君以為如何？”

“公子所言有理。”

第一回合，扶蘇勝。

熊啟很快擺正了心態，雖然不知為何公子扶蘇為何竟能有如此雄辯之能，直如老道的名家高人，但他自信自己同樣辯才無礙，準備迎接第二局的較量。

第二回合的發起者同樣還是熊啟。

“請問公子，以刑止刑可有錯？”

這是個非常好的切入點，以刑止刑是昭法的法理基礎之一，類似于經典力學的三大定律一般，沒人可以說它是錯的。

“道理不錯。”扶蘇自然也不能。

“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熊啟很快拋出了一大段話，“公子以為如何？”

“昌平君背得真好。”

熊啟方才所言俱是出自商君言語，熟讀商君法典的扶蘇自然并不陌生。

這段話的意思是，如果用重刑來判罰輕罪，就會使人們連最輕的罪都不敢犯，那么最終就會導致刑罰消失，國家強盛。

而如果用重罰來判重刑，輕罰來判輕罪，就會使刑罰得不到應有的警惕作用，國家就會被削弱。

這是典型的法家重刑思想的產物，這種思想旨在應用嚴刑峻法帶來的恐懼來震懾民眾，使得沒人敢于犯下哪怕最輕微的罪過，以此達到“以刑去刑”的理想境界。

但現代的法治理論早已證明，重刑輕罪不但不會減少犯罪，反而由于其導致罪刑不一致，而使得重罪數量更多。

早在想要減刑之初，扶蘇就預料到會有人以這段理論來反駁自己，這也是為何除了廷尉署，他還需要內史署的幫助。

因為內史署是負責統計國家數據的。

這還是得益于商君法度。

商君認為，國家要想富強，君主就必須要知道十三項對國家統治十分重要的數據，這便是成立內史署的初衷。

百年以來，內史署要統計的數據早已遠遠超出最初的十三項，幾乎任何一項與國政息息相關的數據都會被統計入冊，供國君時刻監視自己的領土和領民。

而扶蘇請內史做的，只是將少有人關心的數據提出來而已。

這數據，就是昭法施行百年來，被判城旦舂以上重罪的人犯數量。

法治國家還有一點好，那就是他們相信真實的數據更勝于空中樓閣的理論。

正因如此，扶蘇才有機會以數據來作為自己的論據。

如果是在人治，或者說德治的國家，思想理論的優先級是要高于實際數據的。

雖然扶蘇還未得到確切的數據，但他深信內史署能給出讓他滿意的答案，因為同樣的統計，東西方都早已有人完成過了。

誰讓他是穿越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