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書的好處當然是很多的。

俗話說“人憑文書官憑印”，從洪武十五年起，明廷就開始著意招撫元代治下的女真部族，賜給酋長們一些沒有職權、不拿俸祿的虛銜，借此來維系遼東邊境的宗藩體制。

敕書本是明廷為落實自己的羈縻政策而頒發給境外部族首領的“委任”文書，嚴格來說，努爾哈齊建州左衛都指揮的職位也是經過明廷正式敕封而獲得的。

明朝獲得對遼東的主權，是朱元璋在位時的事情，元王朝敗退漠北后，朱元璋乘勝追擊，一舉擊破了盤踞于遼東的蒙古納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鮮。

在洪武二十八年與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曾兩次大規模移民遼東，在當地屯墾駐守，與此同時，朱元璋還大封藩王，將他的三個兒子，韓王、遼王和沈王分別封在了開原、沈陽和廣寧。

如果這個政策可以延續下去，那么遼東女真的地位幾乎就等同于藩邦朝鮮，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向女真各部頒下的敕書或許至今仍是一紙簡易委任狀。

不料，在朱元璋過世之后，事情逐漸起了變化。

明成祖朱棣憑借靖難之役奪權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樣學樣，開始大規模地將朱元璋從前分封到邊境的藩王逐步內遷。

于是韓王、遼王和沈王便在永樂年間連同家眷一起被遷入了內地，使得遼東大地一下子成了真空地帶。

當然，此后的明王朝也不斷地向遼東派駐軍隊、屯墾戍邊，但是比起冊封藩王式的大規模遷移，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且明廷在邊防首先的針對對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遼東雖然也駐扎重兵，但主要對手同樣是蒙古人。

對于當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萬歷朝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里，都缺少足夠的重視。

明朝在遼東邊防的吃緊，是嘉靖年間的事情，當時東遷的蒙古黃金家族土蠻部，以及作為朵顏三衛存在的朵顏部，都把遼東當作侵擾對象。

而經過李成梁與戚繼光的多番征戰，直到張居正改革的末期，無論是土蠻還是朵顏三衛，都已大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遼東的主要威脅。

之前不顯山不露水的女真部落，就這樣逐漸成為了遼東舞臺上的主角。

明廷起初沿襲了元代對東北的部分管轄方式，在女真地區廣設衛所，以“來朝及互市”的形式與女真人進行貿易。

所謂“來朝”即是朝貢，指邊境內外的部族首領攜帶本地區的特產進京，與明朝政府進行物質交換的行為。

根據朝貢制度的相關要求，女真部族要按時、按量經由指定的路線將地方特產送入京師，明朝政府則派專人依據敕書上的品級對朝貢人員進行接待。

雖然對進貢來的方物并不照價付錢，但“賞賜”和車馬勞頓所需的交通補助費往往遠超出貨物價值本身，并且每名朝貢者還可以依例得到二十兩左右的“回賜”賞銀。

此外，女真人樂于入京的原因還在于無論是在京停留期間，還是往來京師的途中，均可與地方進行各種合法的貿易活動，因此他們在“貢品”外往往還要夾帶許多貨物，以賺取更多的利潤。

“互市”則指的是“馬市”，與朝貢的濃郁政治色彩不同，馬市更像是一個平民化的交易場所。

隨著明朝與女真部落市場的擴大和雙邊社會需求的增加，貿易對象便不再局限于馬匹和布匹。

女真人往往將毛皮、珍珠、人參、蘑菇、松子、蜂蜜等價值較高的天然產品拿到馬市上售賣，同時換取漢人手里的耕牛、鹽、鐵具、絹布、紙張等日常所需的農業工具和手工業制品。

為適應日益繁榮的市場貿易，馬市由最初的開原一處增加到五處，貿易的頻次也由一月一次改為一日一次。

圍繞著開原、撫順、寬奠這條明代邊境線，由女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