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做出這樣的決定基于他個人對于李成梁的兩種假設。

假設歷史上的李成梁與努爾哈赤當真清清白白，那顧養謙就是遼東邊臣中第一個察覺出努爾哈赤的政治野心的人。

萬歷十三年，顧養謙在吏部尚書楊巍的推薦下出任遼東巡撫，五年后又擢任為薊遼總督，兼任經略，打理朝鮮事務。

即便張誠沒有把顧養謙的彈章拿來，但朱翊鈞篤定那封奏疏里有那么一句，“孟格布祿已叛，而從逆努爾哈齊益驕為患，乞行巡按查勘，相機處分”。

“努爾哈赤益驕為患”，這是《明神宗實錄》里第一次正式出現努爾哈赤的名字。

就來自于萬歷十五年十一月時，顧養謙上的這份彈劾王緘的奏章。

不但如此，即使在申時行勉力居中調停，萬歷皇帝依首輔之言不聞不問之后，顧養謙也沒有放松對努爾哈赤的格外警惕。

在萬歷十六年正月，顧養謙又上了一封《論開原道臣王緘反覆貽禍疏》。

疏中如此寫道

“努爾哈齊者，建州黠酋也?！?

“驍騎已盈數千，乃曰奄奄垂斃，倘聞者不察，謂開原之情形果爾，則遼事去矣。”

此時的努爾哈赤勢力剛剛在女真三部之中稍稍抬頭，麾下只有“驍騎”數千人馬，顧養謙卻已經察覺出他對大明是個危險人物，上疏要剿滅他，免得以后養虎為患。

并對主張懷柔撫順，認為努爾哈赤“奄奄垂斃”，不值得過于重視的言官進行了激烈反駁，認為“倘聞者不察，謂開原之情形果爾，則邊事去矣”。

歷史上顧養謙的上疏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奏效，努爾哈赤因此逃過致命一劫，其實力如燎原之火，日益壯大起來。

萬歷二十一年，顧養謙時任薊遼總督，受命處理朝鮮戰爭后事。

這是他戎馬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而即使在這一時刻，顧養謙仍然在警惕著努爾哈赤。

他于萬歷二十二年上疏御敵新方案二萬言，其疏中曰，“國家患虜不患倭，倭不能越朝鮮犯中國，其勢不足畏，然自古御夷，常以順逆為撫剿，權恩威而用之”。

顧養謙對努爾哈赤的先見之明并沒有得到朝廷的重視。

后來由于他在萬歷二十三年時，對朝鮮戰爭主張“封貢”方案，認為明廷應該將當時是“關白”的豐臣秀吉封為日本國王，然后從朝鮮戰場上迅速撤兵，致使萬歷二十四年日軍又犯朝鮮，于是自動辭官歸鄉。

顧養謙在身后和袁可立一樣遭到了清廷的封殺，清代史官不僅在《明史》中未列其傳，連《四庫全書》也不錄，甚至連顧養謙的著作也全部被列為禁書，遭遇毀禁。

因此朱翊鈞做出這樣的決定，來自于他對顧養謙此人的信任。

當然這個決定里還包含著另一種假設。

假設李成梁與努爾哈赤不那么清白，那遼東的其他將領，甚至于參與遼事的其他官員，乃至內閣三位首輔，知不知道李成梁與努爾哈赤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呢？

朱翊鈞個人的假設是，大多數都是知道的，或者模模糊糊知道一點兒，但誰都沒有料到努爾哈赤能在后來對大明造成那般毀滅性的打擊。

明廷官員對李成梁批斗得最激烈的時刻是在薩爾滸之戰的慘敗之后，那時李成梁和李如松都已經死了，李家軍也早已不復當年之勇，于是朝中官員紛紛把薩爾滸之戰的敗因歸咎于李成梁身上。

另一個時刻是在熊廷弼以御史身份巡遼之后，但熊廷弼主遼之后因為性格原因造成“經撫不和”，導致廣寧慘敗，遼西土地盡失，使得朱翊鈞對此人持保留意見。

朱翊鈞以皇帝的身份重新在萬歷十五年十一月活過一遍，再看申時行分別為顧養謙和李成梁申辯的奏章時，心里卻有了一種別樣的滋味。

申時行知道李成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