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了明朝學習外文的翻譯人才質量逐步下降。

到了晚明，西方書本與技術的翻譯和校對還是要靠徐光啟、李之藻這樣正規科舉出身的士大夫。

但是從皇帝的角度來看，明中期開始對翻譯人才選拔標準的變化也是為求統治穩定的一個體現。

四夷館的譯字生雖然是國家外交翻譯的后備人才，但是在日常翻譯過程中，他們往往被嚴禁與外國貢使直接接觸。

外國貢時來京，都是主要由鴻臚寺和會同館負責招待，翻譯一般只是起輔助作用。

這么做的好處是杜絕了翻譯“走漏夷情”的發生。

但由于晚明的夷情總是不脛而走，這一點微末好處對于朱翊鈞來說也是無足輕重。

而這么做的壞處也十分明顯。

原來于宣德元年時，朝廷對民間普通子弟學習外文的態度十分包容，譯字生甚至被認作是“科舉捷徑”。

但到了天順年間，由于朝中官員相當反感民間“私自學習，濫求進用”的現象，于是朝廷又恢復了明初的舊例。

民間誦習外文之風頓時銳減，到了晚明，甚至已經達到了在中日議和這種大事上只能任用沈惟敬之流的地步。

朱翊鈞捏緊了手中的賀表。

要富國強兵，首先就要廣開民智。

如果一個國家連鼓勵民眾學習外文的自信都沒有，何談普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呢？

就算是后期極其殘暴的努爾哈赤，在創造了滿文之后，也一樣鼓勵麾下眾將學習漢文、蒙語與朝鮮文啊。

就連韃子都知道，屠殺漢人不代表要全盤否定漢文明啊。

朱翊鈞放下了賀表。

兩日后。

萬歷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年節剛過，宮中喜氣洋洋的紅火氣氛還未完全消散。

張誠捧著奏疏剛進乾清宮，還沒議事，就聽朱翊鈞連下了兩道圣旨。

一道是讓鴻臚寺聯同禮部主客司遣使去濠鏡接待耶穌會傳教士范禮安與倭國使團。

另一道則是恢復弘治前的舊例，重新讓內閣委官提督四夷館，并準許民間子弟投考譯字生一職。

“四夷館內，除永樂年間八館、正德年間增設的蘭納館、萬歷七年增設的暹羅館外，再增設佛郎機與英吉利二館。”

朱翊鈞靠坐在榻上，堅定而有力地對張誠道，

“朕聽聞，四夷館于嘉靖前購諸夷書甚多，然學者懼其繁瑣，時時盜出而毀其籍，以致館中夷書或母籍多失，或間止存一二頁。”

“若遇夷人，則賄其通事，別造他語譯之，如此成何體統？若被外夷察覺，豈不讓我大明由夷人恥笑？”

張誠不知皇帝怎么無端提起四夷館這個清水衙門來了，有些稀里糊涂地應道，

“是，奴婢一會兒就去向內閣傳旨。”

朱翊鈞又道，

“館中夷書亦可翻印外傳，不拘題材，不限厚薄，不必審查，只要民間書商愿意翻印、百姓樂意傳看，一律不設限制。”

張誠有了上回因反對科道官而被皇帝駁斥的經驗，這回答得十分利索，

“是，民間書商原本就是想印甚么就印甚么，只要有讀者愿意購買，無論寫的甚么都有書商出錢印書。”

“皇爺此番放開四夷館中夷書翻印之禁，想來民間必得紛紛響應。”

朱翊鈞笑了起來，大明就是大明，無論如何，都必得與蒙元和滿清有所區別。

“另外，四夷館中的譯字生必得熟習夷語，禮部與會同館必須勤督課業。”

朱翊鈞覺得翻譯到底還是一門靠積累的學問，

“一定要一月一試、一季一考，譯業精曉者，方準留用，不通者，立時可黜。”

張誠立刻應道，

“是，這也原是成祖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