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貴妃在此處倒并非是明知故問。

李太后能召武清侯入宮訓示，那也是在她成了“九蓮菩薩”之后。

萬歷十六年的鄭貴妃還沒有這種能隨意與鄭承憲、鄭國泰交相聯絡的特權。

鄭貴妃對鄭家發展情況的了解主要來源于皇帝和外朝科道官的奏疏。

但是自萬歷十四年朱常洵誕生之后，國本之爭一起，科道官對鄭家的評價就出現了強烈的政治傾向。

所以鄭貴妃對父兄在宮外的生活狀況確實不是很了解。

因此她這會兒對鄭國泰的垂問是真心的，而非是居高臨下的。

鄭家的榮華富貴都源自于她這個皇貴妃，她當然有資格知道她父兄拿著她給的富貴作甚么去了。

鄭國泰回道，

“父親這兩年身體不好，也做不了甚么額外的營生，左不過是靠著皇上賜的田吃租子罷了。”

鄭貴妃忙道，

“吃租子也不能吃得太過，武清侯家才七百頃地，父親手中有三百頃，早已夠一家人安度晚年了。”

鄭國泰笑道，

“貴妃娘娘莫擔心，農戶們都愛租外戚的田，又不止咱們一家吃租子。”

“其他有些人家，投獻占奪、強買強賣的不知多少，科道官從前彈劾過幾次，也不見皇上下旨降罪過誰啊。”

鄭家沒有封爵，因此不能像武清侯和永年伯一樣拿朝廷俸祿，家中的經濟來源的確全部靠萬歷皇帝賞賜的那三百頃田地。

理論上而言，皇帝欽賜的外戚莊田屬于官田范疇，即所有權屬于國家而不屬于個人。

倘或外戚因犯罪、故絕或其他事故，其所賜莊田就要沒收歸官或退還給官。

即使是像永年伯家一樣擁有世襲特權，可也是僅限于“地權”本身，地權允許被世代相傳，但皇帝所欽賜的官田一般不能被自由買賣。

于是就出現了鄭國泰口中的“吃租”現象。

具體而言，就是外戚將莊田的土地租佃給無地農民，每年收取一定數量的莊田籽粒作為租金。

這種租佃式經營在晚明擁有欽賜官田的皇親國戚中很是流行。

一則省去了管理上的麻煩，每年只要到收獲季節派人下去收租即可，不必再另外豢養管莊官校、莊頭、伴當等奴仆。

二則保證了地租的正常征收，每逢災年，糧食歉收，朝廷都會蠲免田賦，可是外戚依然可以向租佃農民征租，降低了歉收年所需承擔的風險。

當然鄭國泰說“農戶們愛租外戚的田”也是事實。

明朝官田的賦稅要比民田的賦稅高，那些無地農民租種外戚的土地，所交納的實際稅收一般會低于官田賦稅。

而且與外戚土地的徭役相比，官田的徭役特別繁重。

雖然這些租種外戚土地的佃戶，他們的戶籍仍附著于州縣，理論上來講既要向莊主繳納地租，又得向地方上承應徭役。

但因為有外戚庇護，只要完成了外戚莊田中的工作，一般并不用他們過多地承擔地方上的徭役。

而倘或是一般小民，即使手中有民田，交納的田稅比官田低上那么一點兒。

但要是算上層出不窮的苛捐雜稅以及地方上的科派徭役，其實際負擔要比租佃外戚的無地農民要重上許多。

至于“投獻”，實際就是這種尋求特權庇護的形式衍生，只不過其主要對象從無地農民變成了有地農民。

晚明的“投獻”主要有“自獻”和“妄獻”兩種形式。

前者是指農民為了逃避賦稅差役而托庇外戚之家，主動將自己的土地投獻到外戚名下。

后者是指地方惡棍無賴之徒，妄指民田為無糧閑田，強行將其進獻給外戚，并從中漁獵，取得外戚權貴的崇賞。

這類佃戶投充到外戚名下之后，便不再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