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格的馬，何況是在饑荒遍地、賦役沉重的晚明呢？

歷史上的李自成深通馬性，他見到自己父親因未完成朝廷僉派下來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飽受刁難，甚至追賠破產，心中焉能不恨？

這戰馬的養飼周期如此之長，養育成本又如此之高，即使是像吳三桂這樣的軍閥，也不可能在失去大后方支援之時，令手下的五千匹戰馬忽然就地再生產出另外兩千五百匹。

“李守忠們”被破產了，“李自成們”也造反了，崇禎皇帝已經自縊了，吳三桂縱使是厄勒梯亞附體，也不可能在山海關自行生產出大量可用戰馬。

朱翊鈞是能夠理解吳三桂的。

“白皙通候最少年”的吳三桂風流倜儻了一世，怎么會甘愿為了一個已經死去的君王去蹲在馬廄邊養馬呢？

歷史上的吳三桂就不是會干這種活兒的人嘛。

換句話說，倘或吳三桂是一個能蹲在馬廄旁認真計算牝馬發情期的人，皇太極也是不會說出那句“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的著名評語的。

因此吳三桂絲毫不為難自己，他干脆利落地剃了頭，快快樂樂地跟著多爾袞殺人去了。

朱翊鈞覺得自己是沒有甚么資格去責難吳三桂和李自成的。

他二人的行為屬于認清現實之后，追求自我的一種表達，雖然人還在為俗世的利益掙扎，但他們的精神已然是超脫了。

無論李自成和吳三桂如何對不起大明，但從動物學和生物學的角度上來講，他們的選擇無疑是正確的。

會養馬和會殺人是不可兼得的。

朱翊鈞心想，倘或一個王朝令自己的子民寧愿去殺人也不要養馬，那定然不是馬出了問題。

“免徭役、賜寶鈔、免田租、增馬戶，太祖皇帝用心若此，卻仍未能紓緩馬戶負擔?！?

朱翊鈞感嘆道，

“可見民牧養馬之難，實不在是否能免賦減役這一項上?！?

徐泰時回道，

“故而洪武末年，太祖皇帝已對馬政有所更張，最初止以各戶田地之多寡僉派馬戶，后又添進丁額一項，即以丁、糧合計為僉派標準?！?

“此項國策于成祖皇帝時，正式更定為江北五丁養一馬、江南十丁養一馬?！?

朱翊鈞雖然是現代計劃生育政策下產生的獨生子女，但是他對沒有實行計劃生育之前的社會情況還是有一定了解的，

“百姓多子，一戶絕不止一丁，馬戶負擔如此沉重，倘或論丁養馬，一戶有多丁者豈不負累？”

“倘或江北一戶有五丁，原洪武五戶之賦役皆成其永樂一戶之責，長此以往，則必有‘隱丁’之憂?！?

徐泰時仍是風度很好地笑笑，

“若以馬數而論，永樂、仁宣年間的確堪稱民間孳牧之極盛?！?

朱翊鈞當然讀出了徐泰時好風度下的潛臺詞，

“馬資雖于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用民同其利，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為群，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民有即國家之有也?！?

徐泰時又笑了笑，方道，

“皇上所言極是，據臣所知，洪熙之前，馬匹蠲免、倒死，孳牧馬匹免予追賠者極少?！?

“而自洪熙、宣德開始，民牧馬戶免予追陪成了慣例，仁宗皇帝、宣宗皇帝皆時常予以蠲免，可見自仁宣之后，民間孳牧已現頹勢。”

“爾后英宗北狩之時，景泰皇帝主國，瓦剌內犯，京城亦是缺馬，因而不得不頒行寄養解俵之制，方才稍緩戰局?！?

“寄養解俵”始自正統十四年的土木之變之后，當時北京的邊防形勢已經急劇惡化，京師卻缺少騎操的馬匹。

因此朝廷調取州縣孳牧馬匹備用京師，盡數俵與北京附近直隸永平等府空閑人戶領養孳牧。

“俵散”一詞較為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