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膏搜刮權的“發包費”，完成了一次性預收，或者叫事先提成之后，便將皇帝追責的責任也同時轉移到了這些臨時工身上。

當然，朱翊鈞還有另一個方法，就是調換官員。

但是這個方法的副作用也十分明顯。

倘或教人以為徐泰時是因為向皇帝說了實話才被調離太仆寺的，那往后還有誰敢向皇帝說實話呢？

歷史上崇禎皇帝吃了革職韓一良的啞巴虧，使得崇禎皇帝后來變相地成了一個“聾子”，朱翊鈞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轍。

徐泰時敢對皇帝說實話，就說明他已經算準了皇帝根本沒有任何辦法去徹底根除“馬政臨時工”的尋租空間。

即便朱翊鈞手中有帝王專屬的無限特權，可以沒有任何副作用地去打殺馬販、調換官員，但是打殺了、調換了之后呢？

只要百姓、商販是一群任人宰割、敲詐的牛羊，只要俵馬一事上能有官員的尋租特權，那么無論皇帝用甚么機構去取代太仆寺，也永遠會有下一批“臨時工”的誕生。

即使朱翊鈞采用第三種退而求其次的辦法，選擇相信徐泰時，讓徐泰時去清理裁撤那批臨時工，得到的也定是一樣的、無能為力的回答。

因為如果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增添臨時工有利，削減臨時工有害。

那些京畿馬販為了謀求這些美差，不知花費了多少財產和心血去上下打點、疏通關系。

這是人家一生事業的重大投資，指望將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資，難道還能憑他徐泰時一個小小的太仆寺少卿說兩句話就不算了？

這就相當于沒收土地搞土改，如果非要沒收，那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斗爭，千萬別指望某個階級或某個利益集團會束手就擒，平白讓另一個階級消滅掉。

晉商狡詐如斯都沒有斗過京畿馬販，官僚集團未必就能比晉商高明多少。

朱翊鈞到底是現代人，比崇禎皇帝覺悟高，知道要提高到階級斗爭的高度看待問題。

因此也明白除了想橫插一杠撈好處的宦官太監，官僚集團是絕不會為皇帝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的。

裁了臨時工，百姓減輕了負擔，皇帝獲得了賢名，主張裁撤的官員卻有可能因此斷了仕途。

即使言官秉承上意不出面干涉，但萬歷朝常見的斗爭手段是寫匿名揭帖張貼大字報。

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干凈得可以經住這種匿名大字報的瘋狂攻擊？

海瑞當年一分錢不貪，都有人另辟蹊徑，把海瑞家宅內部的妻妾爭端翻出來，抖落到皇上跟前去。

如今的滿朝文武之中，又有幾個在公德和私德上都超過海瑞的清官呢？

朱翊鈞心里清楚，“干凈得無可挑剔”，就相當于一道限制官僚裁員資格的高門檻。

明朝三百年的官僚集團中，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再說徐泰時又不是沒有退路。

倘或朱翊鈞現在一下旨，徐泰時大可以上疏乞骸骨，撂了太仆寺的攤子，回蘇州老家繼續建他徐家的園林去。

人家的主業是晚明有名的建筑家兼園林設計師，當不當官都不影響他成為蘇州名園的建造者。

說不定當了官還覺得自己受了委屈，才智難伸呢。

因此朱翊鈞當然不會把希望寄托在徐泰時身上。

“本”不是徐泰時，治了徐泰時也對馬政無益，還不如太平些省省力氣。

按照崇禎皇帝的經歷來看，官僚集團是有反彈作用力的。

皇帝往下頒布的每一個政策都會被官僚集團成功反擊回來，最終受害者不是轉嫁給朝廷，就是轉移到百姓頭上。

所以李自成后來造反的時候在檄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評價崇禎皇帝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