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齊回道，

“我一直覺得，在不同的人之間對同一件事做評價絕不能有雙重標準，如果按照方才的邏輯，那忽必烈也是‘慕漢犬’，是根本沒資格評價遼、金兩朝的。”

納林布祿道，

“可是孛兒只斤氏沒改漢姓漢名啊。”

努爾哈齊低下頭往烤肉上刷油，

“倘或按照你方才說的，非漢族群須得對自身身份展現‘絕對忠誠’的話，那忽必烈也是不合格的。”

“別的不提，我就舉一個最直接的例子，遼、金二朝無論如何，雖然開國之君都取了漢名漢姓，但是最起碼國號跟漢語在根子上沒有直接聯系，而蒙古國的國號‘大元’，是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義，忽必烈定鼎中原之后發布的兩個年號，‘中統’和‘至元’，其掌故皆取自漢人典籍，是乃‘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

“根據康古魯這樣‘極端女真’的邏輯，忽必烈之所以定這樣的國號和年號，也是因為元世祖想成為漢人而不能成，因此必須用他父親成吉思汗打下的土地向漢人獻媚，蒙古語中有那么多好詞兒他不用，非得從漢人的古籍里挑一個典故來用，這不是跪舔漢人是甚么？”

“納林布祿，你看出這整套邏輯中的荒謬之處了嗎？反正我覺得，一個非漢人當了皇帝，理應擁有和歷史上其他漢人皇帝一樣的權力，不該因為他們的姓名、國號和愛好受到類似‘慕漢犬’一般的指責。”

“實際上你很少見到喜愛外族文化的漢人皇帝被漢人罵成‘慕胡犬’，趙武靈王在國中推行胡服騎射，你見過漢人罵他‘數典忘祖’嗎？漢靈帝喜好胡坐胡飯、愛看胡笛胡舞，你見過漢人罵他‘敗壞漢風’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之稱，你見過漢人罵他‘崇胡媚外’嗎？”

“順著這個思路想下去，你就會發現問題根本就不在‘崇漢’或者‘慕漢’上，根源還是咱們女真人中間有一些人，面對漢文化時本質就是自卑的，認為漢文化實在強大到無可言喻了，認為咱們女真人永遠不可能同漢人平起平坐。”

“所以他們一見同漢人有沾染的東西就嚇得肝膽俱裂，面上卻非要做出一派痛恨漢人的強硬姿態，好像咱們女真人一碰上漢文化就必得納頭即拜不可，你說說，這些罵‘慕漢犬’的‘極端女真’，他們究竟是討厭漢人呢，還是根本就瞧不起女真人這個身份？”

納林布祿又認真地想了一會兒，道，

“聽起來很有道理，可是努爾哈齊，你還是沒回答我‘金以儒亡’的這個問題，忽必烈或許沒資格評價金朝，但是這并不妨礙他此句評價的正確性。”

“漢人用儒家文化對金朝進行了和平演變，使得完顏氏自完顏宗弼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開始相信漢文化是美好的、女真文化是粗俗的，因而對金朝進行了全盤漢化，讓金國一個原本在軍事上無比強大的宗主國反而去學習宋國一個宗藩國的文化制度，金朝就是因為漢文化的不斷滲透而導致了滅亡，這你總是不能否認的罷？”

努爾哈齊叉起一片烤得滋滋作響的鹿肉笑道，

“雖然漢人有些時候是不大地道，但是我反對將一切非漢王朝的滅亡過失歸咎于漢化，咱們不能用著漢人的好東西的時候，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族群自尊心，就死活不承認漢人先進，等到自己個兒犯了錯兒，走下坡路的時候，卻反過來指責是被漢人帶錯了方向。”

“事實上，我覺得漢化并沒有那么大的破壞力，倘或漢人僅能靠輸出文化就讓一個敵對國家自動走向滅亡，那宋金元迭代之際，最偉大的君主理應是欽徽二宗才是，尤其是宋徽宗，在這種理論下，他簡直超越了釋迦牟尼，當年釋迦牟尼舍棄王族富貴、出家修道，宋徽宗卻是直接身體力行、舍身飼虎，從佛法上來講，他在修行上比釋迦牟尼還要早幾個轉世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