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而言，曾經擔任內史，且沒有出岔子的人，也確實能滿足丞相的能力要求——畢竟做了丞相，要管的地方，也沒比做內史時大多少嘛！

能在內史任上管理好關中，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管好關中，以及關東多出的那幾十個縣。

所以在漢室，除了功勛卓著，子孫受惠的開國元勛，以及周亞夫、衛霍這樣于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尋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報復，染指丞相大位，就普遍需要尊崇漢室官場特有的秩序。

第一步：要么被舉賢良方正成為侍郎，要么恩萌為郎中；要么憑借武力成為中郎，亦或是通過貲官，成為貲郎。

說白了：先以郎官之身，在宮里歷練一番就對了。

之后，就是大部分官員晉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經歷——外放！

如果是侍郎，那一般是酌情外放為郡守、縣令這樣郡縣主官，輔以郎中為副官；中郎外放為郡尉、縣尉、都尉這樣的武將。

至于貲郎，則因為商人出身的政治污點，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機會，只能如歷史上的文帝廷尉張釋之那樣，等候袁盎之類的‘恩主’舉薦。

外放，算是官僚生涯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表現好了，那重回中樞，立刻就是有豐富治政經驗的人才！

可萬一表現的不好，甚至只是表現得沒有想象中那么好，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視野，乃至于被天子忘記，在地方干到告老還鄉。

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績，并借此回到中樞之后，官僚普遍會被任命為九卿副職，或在長安兩軍任校尉之類的職務，尋求建功立業的機會。

再之后，就是熬。

要么在九卿副職的位置上熬死上司，并保證自己是九卿候選中最有競爭力的一人，要么在南北兩軍熬到戰爭機會，并在戰斗中立下功勛，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堅實的‘成份’基礎。

而九卿當中，除了內史本人之外，剩下八個人當中但凡有點雄心壯志的，追求都只有一個：成為內史！

因為只有通過內史證明自己的能力，才有機會向三公，即御史大夫之位展開沖擊。

也只有御史大夫之位，能穩穩的預定一張丞相大位的門票。

雖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同為三公，但太尉本就屬于軍政系統，只能通過武勛獲得；而丞相和御史大夫，更像是‘正副職’的關系。

想想也知道：從縣令直接身為郡守的概率，無疑比郡丞副官轉正成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

在漢室朝堂也一樣：相較于從九卿直接成為丞相，更多的情況，還是從御史大夫這個‘亞相’的位置副官轉正，順理成章的成為丞相。

既然在漢室，御史大夫準丞相，那成為御史大夫的條件，自然也是苛刻無比了——與‘非侯為相’一樣，通常情況下，御史大夫也很少出現沒有徹侯之爵的顯現。

想想也正常：一個武勛都還沒達到封侯要求的官僚，在漢室很難有什么作為。

自然而然，作為‘準御史大夫’的內史，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徹侯之爵’的身份要求。

在漢室初，類似的政治潛規則并不明顯——畢竟漢室前幾位丞相，其政治軌跡都是‘平民-功臣-丞相’這樣的逆襲式上位。

早已在戰爭中證明過自己能力的開國元勛，不需要再走郎官-外放-任九卿-為內史-晉御史大夫-拜相這樣的軌跡。

如蕭何這樣的猛人，當初就幾乎是從一個負責后勤糧草的‘后將軍’，直接成為漢相的逆襲典范。

平陽侯曹參，雖然在蕭何去世前做過齊國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曹參在開國功臣中的聲望，絲毫不比蕭何底。

在劉邦稱帝，并‘論功行賞’時，大半輿論都以為，隨劉邦南征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