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對國民黨既然還有些投鼠忌器，對于北京的國民黨員就比較客氣一點。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國民黨員，也要比較有妥協性一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所謂人在房檐下，不能不低頭。

袁授意北京總檢察廳票傳國民黨北京支部部長吳景濂到案。質問黃興是不是國民黨的領袖，如果黃的“逆叛”行為與國民黨有關，那么國民黨就該負起“謀叛”的責任。如果黃的行為與國民黨無關，國民黨就該立刻開除黃興黨籍以明責任，限吳景濂三天內答復。

吳景濂拿這個難題無法解決，很想召開一次北京支部大會來研究處理，可是時間太倉促，會議召開不及。三天限期轉眼即到，吳景濂沒有辦法，只好想出一個應對之策。

他以個人名義在北京報紙上刊登一段啟事：“黃興除名一案，非經大會不能決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會，因即遵令除名。”

袁世凱和北洋系罵黃興是搗亂領袖，其實黃是很冤枉的。

其在宋案后一直是主張委曲求全的。對宋案本身言，黃主張純以法律解決，求是非，講法理。

對于袁政.府的態度，黃鑒于各國尚未承認民國，蒙藏風云緊急，所以反對用武力對付袁。

他的主張受到多數人支持，因此在袁下令免三省都督前，國民黨對于解決糾紛的宗旨是：“宋案責成法院，借款責成議會。”并擬推岑春煊、王芝祥、章士釗、汪兆銘等為調和專使前往北京。

袁免贛、皖、粵三省都督后，國民黨方面仍希望不致決裂。所以六月十日李烈鈞有電報告袁政.府“遵令免官”，并且通電將已經調動的部隊撤回原駐地點。

六月十六日胡漢民有電“請授赴藏方略”，并且解釋“宋案借款之爭，僅系建言作用，不敢出法律范圍”。而柏文蔚早在調任令發表之前就表示要辭職。這一切并非國民黨施緩兵之計，實在因為國民黨的多數派還不打算對袁進行武裝抗爭。

在這紛擾的期間，又傳出了一個謠言，據說是日本在幕后策動的。就是要在南京另外組織一個政.府，推舉岑春煊為總統。

民國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熊希齡的通電，曾經揭破這個密謀：“報載四省獨立，有在寧設立政.府，推舉岑西林為總統之謠。前南北議和時，犬養毅等于前年冬來華，運動南北分立，渠與希齡本屬舊交 ，屢至滬寓密告希齡，謂袁如得志，中國可危，不如勸孫、黃公推岑為總統與袁對抗，并要求希齡介紹往見。希齡與張謇、湯壽潛、莊思緘、趙鳳昌諸君與犬養毅接談數次，竭力反對。幸黃興當時力主和議，岑亦病辭不見，犬乃回國。去年春間再到上海，乃不與希齡接洽矣。此日本民黨 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實在情形也。”

岑春煊在南京組府之說，使袁世凱有了緊迫感。岑、袁兩人在清廷同朝為官時就有大隙。宣統年間盛宣懷紅極一時，挾隆裕和載濤、載洵以自重。辛亥起義后，盛主張用岑，奕劻則主張起用袁，其后袁因緣時會，水到渠成。

岑在上海，據說孫、黃都去拜望他。他告訴訪客說：“別人都怕袁世凱，我是不怕他的，倒要和他較量一下。我本無意大總統，今既有現成的，就不妨試試看。”

為了震懾和控制國民黨擁兵自重江西和南京，北洋軍分兩路南下：第一軍軍長段芝貴統率第二師師長王占元、第六師師長李純兩部擔任湖北、江西之線。第二路軍包括馮國璋、張勛、雷震春等部（因第二路軍不止是一個軍，所以稱為第二路軍），由馮國璋統率，沿津浦路南下試圖控制南京。

這都是北洋軍的嫡系。段芝貴和馮國璋都是袁的心腹大將，袁心目中的兩個重要棋子，袁心中內定段芝貴是湖北都督，馮國璋是江蘇都督。

肯定地說，北洋軍此刻的進兵，只能加劇緊張局勢，也是導致“二次革命”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雖然，南北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