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既然宣稱籌安會“可視為學人研究，倘不致擾害社會，自無干涉之必要”，“根據言論自由之原則，政.府無從干涉”。那反對籌安會的主張，**當然也同樣“無從干涉”。

畢竟是民國初建，那是個這個國家少有的思想活躍時期，無論贊成共和還是反對共和，無論贊成恢復帝制，還是反對恢復帝制，都可以發聲，都可以見諸于報端。

在籌安會鼓吹反對共和，復辟帝制時，也有大量的聲音和文章對其進行抵制和駁斥。

汪鳳瀛有一封《致籌安會和楊度的論國體書》，曾傳誦一時。

汪鳳瀛，字志澄，號荃臺，出生蘇州元和汪氏家族，父親為汪亮鈞。

早年曾就讀于江陰南菁書院，師從大儒黃以周。

光緒十一年（1885年）被選為乙酉科拔貢。光緒十七年（1891年）隨哥哥汪鳳藻一同出使日本。

光緒二十年（1894年）回國，以知府分發湖北。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起，出任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總文案。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起又任洋務文案。他還曾任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提調。此后又擔任過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長沙知府。

他與兄弟汪鳳池、汪鳳藻、汪鳳梁皆為清末知府，時有“一家四知府”之稱。

中華民國成立后袁世凱請他出任**高等顧問。民國三年（1914年）任高等文官甄別委員會委員。

他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稱帝。

現將汪鳳瀛的《致籌安會和楊度的論國體書》，摘錄如下：

“讀報載，我公發起籌安會，宣言以鑒于歐美共和國之易致擾亂，又念中國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體，斷不適用于中國，因發起斯會，期與國中賢達，共籌所以長治久安之策，并進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國，是否適用于今時，是否有利而無害。

宏謀遠慮，卓越恒情，令人欽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勢論之，斷不可于國體再事更張，以動搖國脈，其理至顯，敢為執事縷晰陳之：自上年改訂新《約法》，采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足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條款，悉數刬除，不得稍留抵觸之余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之虛名，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

夫謂共和之不宜于中國者，以政體言也，今之新《約法》，總統有廣漠無垠之統治權，雖世界各國君主立憲之政體，罕與倫比，譚歐化者豈無矯枉過正之嫌？顧自此制實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進行較利，財政漸歸統一，各省皆極其服從，循而行之，茍無特別外患，中國猶可維持于不敝。

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采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天下并無非難，何必君主？如慮總統之權過重，欲更設內閣以對國會，使元首不負責任乎？則有法國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則今之汲汲然主張君主立憲，而以共和為危險者，特一繼承問題而已。

顧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為十年，且得連任，今大總統之得為終身總統，已無疑義，而繼任之總統，又用堯薦舜、舜薦禹之成例，由今大總統薦賢自代，自必妙選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則傾軋無所施，發表臨時，則運動所不及，國會選舉，只限此三人，則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

法良意美，舉凡共和國元首更迭頻繁，選舉紛擾之弊，已一掃而空，尚何危險之足云？若猶慮此三數人之易啟競爭，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競爭與否，乃道德之關系，非法制之關系，茍無道德，法制何足以閑之？竊恐家族之競爭，為禍尤甚于選舉。

然而公等皆甚愛今大總統者也，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今在總統于受任之初，即以遵約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