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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后,派我當議和代表,我以為非共和不足以渡難關,而共和必無良好結果,所以我辭職不干。過去兩年間,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實行黃老主義的時期。
“項城再三電召,我為著老朋友的關系,既來則安,對于做官不做官的問題,更無所謂,既無做官的必要,亦無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書長發誓不做部長,我才答應擔任交通總長。別人罵我是皖派領袖,我就是皖派領袖好了。”
梁士詒以交通為基礎,而實際上則掌握財政大權。當時北京**雖有財政總長,可是財政大權都集中在總統府內的財政會議。這個財政會議由袁世凱為召集人,而粱則為實際主持人。
民國風云人物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