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于民國六年三月十四日正式公告和德國斷絕外交關系，照會內容如下

“關于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畫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達貴公使提出抗議，并經聲明萬一出于中國愿望之外，抗議無效，迫于必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系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于不顧，且因而致多喪中國人民之生命。

“至三月十日，始準貴公使照復，雖據稱貴政府仍愿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礙難取消封銷戰略，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為抗議無效，深為可惜。茲不得已，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系，因此備具貴公使并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為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

中國政府宣布與德國斷絕國交同時，宣布收回天津和漢口的德國租界，解除中國境內的德軍武裝，停付德國賠款和欠款。對德國僑民則仍表示友好，在中國各部門服務的德國人一體留用，各地德國商人照常營業，傳教士照常進行宗教活動。德國公使辛慈下旗歸國時，黎元洪還贈給他許多珍貴的禮物。

辛慈于三月二十七日過上海返國時，上海官方還派人到車站迎送，兵士舉槍致敬，軍隊奏國樂如儀，一切禮節就和未絕交以前一樣，正應了中國一句傳統的俗語“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對德絕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氣，他認為對德的一篇文章已經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卻認為這個問題只走一半的路，還有另一半宣戰問題沒有做。所以黎、段兩人的惡化關系，并未因對德絕交而緩和，反而因此更為惡化。

因為段認為對德絕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對德宣戰案。

梁啟超首先發表《絕交后之緊急問題》一文以鼓吹對德宣戰。可是，全國各地反對對德宣戰的空氣非常濃厚。

對德絕交前，孫中山曾電參、眾兩院，堅決反對參戰。

其他社會名流，如康有為、唐紹儀、譚人鳳、馬君武等均通電反對。

三月十四日張勛寒電，三月十六日王占元諫電，都是反對。康有為甚至在電報中激動地說“請懸吾目于國門，以視德艦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

上海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參戰，全國各地商會紛紛響應。甚至各省軍閥，包括皖系北洋軍閥，也都因害怕調動他們的軍隊去歐洲而反對參戰。

馮國璋于十一日離京南返，也有電報來反對參戰。

段質問他為什么出京后與在京時的言論前后不符，他回答說，業經查明，反對參戰的電報是由新聘秘書伍憲子擬稿發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憲子是康有為的門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慫恿馮反對參戰，但是電報已經用馮的名義發了出去，又怎樣能夠說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為國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堅持對德宣戰，是受了協約國必勝的影響，認為如果不參戰，戰后便分不到勝利的果實。

各地軍閥們反對參戰，是因為怕一旦參戰后，勢必要拋棄了地盤、權位、財富和嬌妻美妾，還要率兵遠赴歐洲打仗，敵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國陸軍，所以軍人們都和段唱了反調。

黎元洪則是和段意氣之爭，他的左右告訴他的盡是不利于段的資料，這些資料也都是事實，所以黎對段的參戰案便持反對意見。

在社會輿論的影響下，國會的態度也有變化。民友社本來就反對對德絕交，只因不占多數，所以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案。商榷會大多數議員認為對德外交只能到絕交一步為止，不能再宣戰。

段早已決心對德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