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賽特私議事件，不體眾議，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應在買賣城駐扎之防兵內，撥出支隊，分駐逼邇庫倫學經及喇嘛等地點，擅占外國商人房院。似此種種滋事情形，委實有拂眾議，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總統密諭親王朝克圖爾巴達爾胡之仁諭，為此列舉情形，密請鑒核。特派薩密迪巴克什諾門罕北勒崗禪呼圖克圖達木唐巴札爾，前去與我大總統獻帛請安。懇將在我邊地內人地不宜之陳都護使立予調任，自治官府仍舊存留有效。若是，則黃教益形尊重，逐漸擴張，永昭仁慈。中華大國與外蒙古之睦誼，益覺敦重無極矣。謹呈。”

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來，王公們這項向北京政府請求撤銷自治，無異是外蒙自治府內部發生了政變。

北京方面，這時的國務總理已換成靳云鵬。

他在收到陳毅專人帶來的六十三條后，立即召集各部開會商討，并于十月二十日電告陳毅說“徐籌邊使日內赴庫，撫視所有軍隊，對蒙方面并無直接任務，蒙事仍由都護使完全負責，以明權限。”

在段系中，靳云鵬和徐樹錚是不合的，因此靳內閣當然不愿意見到徐樹錚在蒙事上立功。陳毅以為外蒙撤治交涉，始終是自己一手經營，也不愿徐樹錚插手。

所以陳當于收到靳閣二十日來電后，立即復電詢問國務院“前送條件，徐使曾否得閱？”

徐樹錚當然知道這個秘約，所以他于十一月一日電告北京，對于六十三條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時要求待他召集一個會議研究后再作決定。

靳云鵬對徐電大為反感，提交國務院會議時，靳認為此案已經閣議通過，就唯有決定去做，不可出爾反爾，自損威信。

對徐要召集籌邊副使等開一個會議，認為籌邊會議只可在邊防范圍內討論問題，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經政府交給陳都護專辦，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

至于后果如何，等辦理后再說，縱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沒有損失。

靳指示相關人員照他的這番意見電告陳毅。

原來，陳毅的秘書黃成垿攜帶六十三條密件到京時，徐樹錚尚在北京。

黃到近一周后，陳毅有電給徐樹錚說“黃成垿有秘密要務赴京，到時祈面晤”。

可是黃成垿由庫倫動身時，陳毅又曾囑咐黃避免見徐，不要讓徐知道此事，所以黃在北京盡量避免見徐。

有一天黃在國務院碰到徐，黃不知陳毅有電給徐，所以見到徐時支吾其辭，只是說這趟是因私事請假赴奉天，陳都護囑就近到北京來催隊伍。

小徐是何等精明之人，馬上洞察了這其中的貓膩，但他并不揭破。

徐樹錚于十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啟程赴庫倫，動身前一天，往謁徐世昌。

大徐問及小徐有關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稱沒有見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國務院秘書廳去調卷。

卷調來后，原來是陳毅送來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簽注。

徐因系奉總統命令，便可攜帶該件北行。他與十月月二十九日抵達庫倫。陳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樹錚手中，所以對徐尚支吾其詞。

其實，徐這段時間已仔細研究過了，并于十一月一日電告北京，反對這份所謂的善后條例。

在這件事情上，陳毅不希望徐樹錚介入，是認為已成的功勞不愿徐分享。國務總理靳云鵬則因與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見小徐立功，因此把一個簡單的事搞得非常復雜。

陳毅和車林商定《外蒙善后條例》，簡直就是陳毅幫忙蒙古王公向中國“爭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當時外交部對這個六十三條的批評是“如就條件全文加以研究，則名義上政府雖收回統治之權，仍屬有限制。外蒙雖有取消自治之呈請，而按之條件，自治之精神與基礎仍屬照舊存在。……至于對俄國各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