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倚我于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沖，實南北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亞魯撤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于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于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后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于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后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相繼被免職。

五四運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于此，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等等。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一種看法“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也就是說是國人科學和民主意識的大覺醒。

五四運動促進了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

五四運動也進一步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復古思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中國的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于五四時期的西化理論。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后，中國出現了大小四十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

時勢造英雄，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巨變。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廢除學監制，在“開放女禁”呼聲下，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嶺南大學開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對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從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歐美女權運動的思想資源，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獨立的社會生活。陳獨秀、胡適、魯迅、吳虞等人紛紛撰文，抨擊“夫為妻綱”、“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等封建舊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吳虞的《女權平議》一文，從歐洲啟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權，到以美國女性具體享有的教育平等權、法律、行政權等為例，向國人展示了歐美女權的發達，說明中國應該進行“女權革命”。

五四運動后，女權組織掀起了開辟女子職業、促成女子經濟獨立的運動。諸如，北京女性陳麗華等成立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女界創辦女子華貞商業所；四川女性人趙友蘭在上海創辦女子工業社，專門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決女子職業問題。為女性走出家庭，邁向社會開拓了道路。

五四文化思潮對國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歐洲文藝復興的的偉大啟蒙運動相媲美。新文學的先驅們注重將文學作為改造社會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隨感錄”幾乎都是批評人生的。

魯迅提出要用文學去揭示社會病苦，以引起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