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社會里，人們對某個問題的認識，有不同的見解，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同意見的各方，很可能誰也無法說服誰，更何況總有人要帶著“花崗巖的腦袋去見上帝”。

一個較為完善的民主社會，應該能夠使各種不同見解，有權力有途徑表達，如果他們有表達的愿望的話。

問題在于第一，表達意見的人們能夠通過和平的方式，也就是行為的合法性。第二，別的人用平常心對待這不同意見的表達，不能見到有示威游行就好象出了多大的事，甚至認為是天下大亂。第三，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不同主張、訴求不同的人能夠相互包容，能夠在一起和諧共處。所謂，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力。

我們可以看到，在五四運動中，雖然也有一些過火的行動，比如火燒趙家樓，比如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但總得說來還是采取和平示威的方式。要知道，在封建專制下，民眾可是或者是逆來順受、俯首聽命，或者是揭竿而起。應該看到，從“公車上書”，到立憲的情愿活動，再到五四運動這樣大規模群眾運動，歷史是在前進的。

另一方面，在當局層面。在五四運動中，血腥鎮壓的可恥行為是有的，比如在山東和湖南。但是，同樣在總的方面，還是較為理性和克制的，特別是徐世昌的中央政府。

五月四日和五日，錢能訓總理在官邸召集緊急會議。有人建議解散北大，教育總長傅增湘當即表示拒絕副署這個命令。有人主張撤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職（因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傅增湘也同樣予以拒絕。

對于這個空前未有的學潮，總統徐世昌一直是主張采取緩和手段的。五月六日他以大總統名義發布了這樣的命令。

令云“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糾眾集會縱火傷人一事，方事之始，曾傳令京師警察廳調派警隊，妥為防護，乃未能即時制止，以致釀成縱火傷人情事。迨經警察總監吳炳湘，親往指揮，始行逮捕解散。該總監事前調度失宜，殊屬疏誤，所派出之警察人員，防范無方，有負職守，著即由該總監查明職名，呈候懲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寧，至關重要。該總監職責所在，務當督率所屬，切實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糾眾，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懲辦，勿稍疏馳！此令。”

第二次南北和談的北方總代表朱啟鈐，也有一電拍給國務院錢能訓總理

“錢總理鑒北京大學等各校學生，聞因青島問題，致有意外舉動，為維持地方秩序計，自無可代為解說。惟青島問題，現已動全國公憤，昨接山東省議會代表王者塾等來函請愿，今日和平會議開正式會，已由雙方總代表聯合致電巴黎陸專使及各專使，代陳國民公意，請向和會力爭，非達目的不可簽字，已將原電奉達。各校學生本系青年，忽為愛國思潮所鼓蕩，致有逾越常軌之行為，血氣戾事，其情可憫。公本雅尚和平，還請將被捕之人迅速分別從寬辦理，以保持其愛國之精神，而告誡其過分之行動。為國家計，為該生計，實為兩得之策。迫切陳詞，伏維采納，不勝企禱之至！”

有記載，北京政府鑒于事態的擴大和嚴重，為緩和計，遂于五月七日由警察用汽車將被捕的學生們送回各校。北京罷課的各大專學校，由于被捕學生已經釋放，乃終止罷課。

章宗祥被學生痛打了一頓，頭青面腫，腰酸背痛，住進醫院擦傷消毒，也一肚子委屈。

對前來看望的朋友發牢騷說“中國從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債，借外債既不自我開始，更不是我一人經手，何況今日借債，自有總統總理負責。我不過奉命行事，首當其沖，現在竟因此指我賣國，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債是為了擁護段合肥的武力統一政策，怎知帶兵的將軍領了軍餉歸入私囊，今日要開拔費，明日要特別費，外債借了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