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陸榮廷率領桂軍入粵后，桂系潰敗出粵的禍根就埋下了。

一入粵陸榮廷就借口減輕人民負擔，先裁減軍隊，其意是削去廣東地方軍力，強令廣東省長朱慶瀾交出親軍十二營，其意只在削去廣東地方軍力。又借口北伐需錢糧，而開弛賭禁，接管兵工廠、造幣廠等重要部門，把這些部門都通通掌握在陸的親信手中。

陸榮廷成為兩廣巡閱使后，以結蘭兄弟陳炳焜為廣東都督，妻舅譚浩明為廣西都督，清楚地表明綠林與裙帶關系是桂系不成文的用人任官原則。

陸榮廷一直將廣東當做滋養廣西的奶媽。廣東每一座兵工廠所造的槍彈，先滿足桂軍，再運回廣西，粵人軍隊不能染指。造幣廠造出銀毫，概運回桂，使廣西財政富足，而廣東銀根短小，毫幣低落。粵人虧損，年復一年，致使粵人與桂系之間的矛盾如日劇增。

廣西將領視廣東為冒險者的樂園，運米營私，走私鴉片，私賣礦產，等等利潤大風險高的產業也都被廣西人所把持。桂系中的高層官員，大部分都成了富翁。

這些人自己在做壞事，還要封住廣東人的嘴，對報紙的輿論進行嚴格控制。

《南越報》的記者李匯泉，因抗議開賭，《民主報》的編輯陳耿夫，因揭發桂系的官場內幕，竟被譚浩明、莫榮新分別以擾亂軍心等罪名將其槍殺。

民心盡失，桂系在廣東注定只能是失敗者，陳炯明回師廣東時，廣東民軍紛紛響應是最有力的注解。

當粵軍大兵壓境時，身在武鳴的陸榮廷，發電報給部將莫榮新、馬濟、林虎、沈鴻英等，要求他們增加兵力據城死守。這些人的回答差不多都是“不可加兵守城”，因為“民心已去，守之有損，棄之有益”。

陸榮廷當然也深知民心之重要，但逝者如斯，為時已晚。

由于桂系退出廣東時，宣布撤銷軍政府和取消兩廣自主，因此北京政府即據以宣告“全國統一”。

北京政府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命陸榮廷督辦粵邊防務，任命譚浩明為廣西督軍，李靜誠為廣西省長。

三十日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熊克武為四川省長，劉湘為重慶護軍使，三十一日頒布對廣西及四川的軍要授勛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改派陸榮廷督辦廣西邊防軍務。同時對于湖南、云南和貴州三省則派員前往“接洽統一事宜”。

但是，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有廣西一省奉行，四川軍人除了劉存厚外，一致拒絕接受北京任命。湖南方面趙恒惕一再通電否認依附北方，當時還在云南的唐繼堯和貴州的盧燾也同樣對北京命令置之不理。

北京方面為了要在國際間造成已經統一的印象，因此不顧一切自說自話的大作“統一”文章。在國務院下面成立“統一善后委員會”，并定每個星期四接待外國記者，宣布和解答關于“統一善后”的各項問題。

孫中山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則和北京政府針鋒相對，正式宣言軍政府依然存在。宣稱西南護法，非為個人權利，北方如果有謀和誠意，唯有在和會中謀取解決途徑。

桂系在統治廣東時，聯合政學系極力排斥孫中山這位大元帥。

在桂系和政學系的主導下，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曾召開廣州非常國會開會，討論改組軍政府。出席議員八十余人，贊成改組軍政府案的占四十余人，多數通過，孫中山只好命居正將大元帥辭職咨文送交議會，并通電辭職。

接下來于五月二十日，非常國會選出孫中山、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唐紹儀、伍廷芳、林葆懌為軍政府七總裁。

自孫中山離開廣東去上海后，廣東護法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是名存實亡。

桂系退出廣東后，為廣東護法政府的重組了契機。

不久，孫中山和伍廷芳、唐紹儀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