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發生直皖之戰、西南發生粵桂之戰時，介于中間地段的湖南也同樣發生了內亂。

趕走了“張毒”，譚延闿主政湖南后，堅持的政治原則是，不再以“兵事困擾湘人”。他和趙恒惕宣稱湘軍任務以驅張為止，不卷入南北漩渦，并主張閉關自守，請南北均勿駐軍湘境。

驅張一役，湘軍從北軍中奪得大批槍支，擴編為形形色色的部隊。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戰，如果內部團結起來，不要說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覷，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強大的武力。可是湘軍并不團結，驅張成功后，變成了三分天下。譚延闿、趙恒惕和程潛鼎足而三。

湖南的變局是譚延闿、趙恒惕、程潛三派之爭。首先是程派軍人發動政變逐譚下臺，趙在政變中取得了總司令地位，而后程派倒趙失敗。

譚趙兩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戰線上更是一致，不過當程派勢力被鏟除后，譚趙兩位雖無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則因利害關系而水火不容了。

湖南譚趙之爭醞釀了好幾年。趙恒惕在他答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訪問時曾對此表示遺憾，他敘述他對譚的印象，以及和譚之間的沖突，言道“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為保定軍校出身，水準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祖等是；舊派則分子復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學劍、魯滌平、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輩是。省憲實行以來，新派軍官因程度較高，遂漸成湖南軍政之重心。……”

譚延闿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驕將悍、財政困難、軍餉無著的局面。譚是文人出身，驅張一役則是軍人的功勞，因此他們對譚就有不敬之心。他們在各自的勢力范圍內不只是行政權操于己手，連地方稅收也要支配，省政府無權過問。因此，譚的號令不出省門，他所用的民財各長，也受武人的干涉。譚在民國初年，曾說過“省長是督軍的媳婦”，可是他做了督軍時竟變成各地方軍人的媳婦了。 ……

譚趙之爭的結果是譚延闿懷著萬分復雜的心情去了上海。

自從民國六年南北戰爭以來，湖南就變成南北兵爭的焦點。譚延闿也幾進幾出長沙，他雖稱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于武功，在湘省內爭中，他需要倚賴軍人的支持。趙恒惕是支持他的，可趙的部下希望趙能主綰一省軍政，趙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負起了湖南軍政省長的責任。

湖南局勢在趙恒惕控制下，總算安定了下來。

趙恒惕治湘后，以自治號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與川、滇、黔、粵四省成立聯省自治陣線，一方面又與鄂贛兩省訂立聯防條約。

湖北方面，督軍王占元挾西南以示重于北京，他儼然以兩湖的重鎮自居。原來湖南湖北兩省之間，本就有其密切的關系而相互依存。湖北因為有漢陽兵工廠，湘軍必須向湖北購軍火，而湖南盛產的米谷也須經湖北賣出。

至于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既害怕孫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鈞統率的滇軍由湖南進攻江西，也需要結交湖南以紓西顧之憂。

自湘軍回湘，粵軍回粵，川軍治川后，對湖北產生了很大的示范效應。湖北自從黎元洪被袁世凱“請”去北京后，一直在外省籍北洋軍人統治下。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斂”，所部軍隊兵變不斷，鄂人深受其害。隨著聯省自治運動的深入，鄂人驅逐王占元、實現鄂人治鄂的愿望越發強烈。但是，鄂人沒有力量，兩湖同氣連枝，只有有求助于湖南。

一九二一年春天，長沙來了一批湖北客人，為首的是蔣作賓、孔庚、李書城、何成浚等，他們是到湖南來作說客，請求借兵“援鄂”。

他們說援鄂不僅是急人之急難，而且對湖南自己也有好處。好處是

第一，湖南是全國自治運動的“先進”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