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不過自治需要推廣，不能獨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須聯合各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領武漢這首義圣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風起云從，聯省自治政府就有實現的可能。

第二，驅逐王占元后，湘軍兩師可以駐防鄂南，協助防務，軍餉由湖北供給，這樣就可以減輕湖南當前財政的壓力。

第三，現在湘軍向湖北購買軍火，可否之權操在王占元，如果驅王后，湖南勢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漢陽兵工廠，湘軍繼續發展，就不會受到限制。

末了，這些說客們還強調王占元的不堪一擊。就當時的形勢分析湘軍所占有利情勢，肯定地說，只要湘軍發動援鄂，與湖北民軍里應外合地配合作戰，就可在一個星期之內占領武漢；同時也不必擔心直系的支援，因為王占元已失歡于直系，直系不會出兵相助。何況直系正和奉系明爭暗斗，自然沒有余力過問湖北問題。

這些說客顯然是有備而來，知道湖南的困難和心思。他們提出的好處極具說服力，特別是可以在鄂南駐軍兩個師，其軍餉全由湖北方面，湘軍方面還可以掌握漢陽兵工廠，使軍火得到可靠的供應。這個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

湖北本來就對湖南人有吸引力，所謂的大湖南主義就是包括兩湖。湖南有一句俗話說“麻雀子飛不過洞庭湖”，若有機會實現大湖南主義，湖南人何樂而不為。加上湖南內部問題太多，擴軍后軍人也需要向外發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無事，因此湘省軍人大為所動，均主張“援鄂”。首告奮勇的，是第二師師長魯滌平。

北洋時代，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所謂“援”什么地方，就是出兵那里，就是去打仗。

但是，趙恒惕對于“援鄂”還是持審慎的態度，他有三個顧慮（一）怕引起吳佩孚的武裝干涉；（二）出兵援鄂與自治精神背道而馳；（三）湖南這時已答應陳炯明的邀請，出兵桂林討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軍假道的風潮，這兩方面已經費去不少兵力，無力“三管齊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長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稱為考察湖南制憲而來，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軍熊克武。

熊路過湖北時，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長沙的湖北說客以為熊是來替王占元做說客的。其實熊既不為考察制憲而來，也不為王占元作說客，是來秘密接洽川湘兩省共同出兵“援鄂”的問題。

因為四川也和湖南一樣，內部有矛盾，需要向外發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長沙后，又為湖南“援鄂”的勢頭加大了籌碼。

趙恒惕畢竟比別人多看幾步，雖然也蠢蠢欲動，但還是有些猶豫。有人向趙提出三策第一是將夏斗寅的鄂軍團（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軍石星川的殘部，實力僅六七百人），改編為“湖北自治軍”，暗中卻令大量湘軍改裝加入，以充實這支部隊。然后宣布“鄂軍回鄂”，湖南則佯裝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實；第二是派人疏通吳佩孚，如果吳能中立，就可以大膽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國民黨人保證，如果湘軍出兵武漢，北伐軍一定會改道江西而不通過湖南。

王占元于四月二十五日到了天津參加了曹銀、張作霖、靳云鵬和王占元的四巨頭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王占元雖然只是陪客，無足輕重，但能躋身北洋巨頭之林，是多大的榮耀？這時候的王占元可謂自得意滿。

他從北方回武漢時，路過鄭州，鄭州車站上有吳佩孚第三師的學兵隊在車站列隊恭迎他。他目睹這些小伙子個個精神飽滿，在傾盆大雨中隊形整齊，大為觸動。

想到回到湖北后，要下決心裁汰老弱，在強軍上大干一番。

但是，他這個強軍夢還沒醒，六月四日，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兵變。變兵大燒大殺大搶，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