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見到了張紹曾，轉達黎元洪誠懇挽留之意。

張紹曾覺得自己這樣很對不起黎元洪，只是自己身不由己，抱歉而又無奈地說“這次政潮，蘊釀很久，其中原因復雜，大家都很明白，我個人能力有限，業難消弭。現在我既已辭職，當然沒有復回之理，總統雖挽留我，我無法克服兩個‘高’字，奈何奈何！”

張紹曾所說的兩個高字，一個是高凌霨，一個就是“總統問題”。旨在提醒黎元洪也要多加小心，他知道接下來黎元洪這個總統的日子也會很難。

張紹曾內閣總辭職的當天，北京軍警代表在旃檀寺陸軍檢閱使署舉行會議；應該是有人策動。

有代表煽風點火“總統有錢養活議員、政客，而我們拼命、流血、衛國、衛民的軍人反而幾個月不發薪水，害得我們窮得連飯都沒得吃，我們非和他算帳不可。”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北京駐軍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師和步軍統領、毅軍、警察廳等單位代表，共五百余人，身穿制服，腰佩軍刀，到公府要求總統發給欠薪。

黎元洪雖然不情愿，但還是在居仁堂接見他們，他對軍人鬧事從來不客氣。

狠狠地掃了大家一眼，厲聲說“你們見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

請愿的軍官們回答說“不敢，只是因為現在沒有內閣，我們找不到財政總長和國務總理，只好請求總統作主。”

黎見軍警官佐們態度還算恭順，便答應于十天后（端節前二天）籌發軍餉，軍警官佐們也隨之而退出。

八日，擁曹派雇用流氓，自稱公民團，在天安門前高搭講臺。集合數百人，宣稱有一萬人，舉行國民大會。

一個姓葉的上臺發表演說“內閣總辭職，中央陷于無政府狀態，主要原因是由于黎總統而起。黎總統復位，本無法律根據，現在還弄出政潮，破壞法紀，吾人為救國計，不得不請黎氏速行覺悟，即日退位，以讓賢路。我們大家愛國不后人，應請同抒卓見，拯治危亡。”

葉某說完，又有多人登臺演講，個個慷慨激昂。

接著葉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電報稿宣讀一通，然后草草收場。

這個“國民大會”是津、保派的智囊邊守靖于七日由天津到北京組織起來的。和當年袁世凱、段祺瑞組織“公民團”，偽造民意的再版。

一時間，北京城內外，充滿了一種恐怖氣氛。政學系的李根源攜行李搬到了府學胡同黎寓來，和總統府秘書長饒漢祥一起，誓與黎總統同生共死。

九日上午六時，北京警察宣布罷崗。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聯名分函國會和外交使團，宣稱他們愿盡力保護國會和外國僑民，負責維持京師治安。

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隊在輪流巡邏市區。

外交使團召集臨時會議，討論應付當前北京緊急局勢。有人主張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協助北京政府“整理”財政，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

最后只通過了一項決議，就是推派外交團的領袖、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到東廠胡同去慰問陷入四面楚歌的黎元洪。

九日，葡駐華公使符禮德代表北京外交團前往探問黎元洪。一位國元家首，落到如此狼狽的境地，在外國使節面前，除了說些感謝之話而外，實在沒有別的話可說。

符禮德把馮玉祥、王懷慶的聯名信拿給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話。符禮德對黎表示，在外國發生了這種情況，通常就叫做政變。外交團愿意盡力維護黎總統的安全。

事態越發嚴重，從九日開始，新華門和東廠胡同原來駐守的衛戍部隊撤走。在此情況下，黎元洪也只好困守東廠胡同，不再去總統府。

中午黎宅對外電話也有好幾處不通，顯然受到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