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后期文字學家。十三歲受讀《說文解字》，十五歲師從清代乾嘉學派大師錢大昕，錢大昕十分欣賞他，說“吾衣缽之傳將在子矣。”

嘉慶二十三年中舉，官揚州地教諭。他博學無書不讀，嫻習經史，擅長詩賦詞章，著作甚多。著有《說文通訓定聲》和《傳經堂文集》等作品。

《說文通訓定聲》18卷，是第一部聲首學書籍。全書以諧聲聲符為綱，按音分別歸屬古韻十八部。同從一聲符孳衍的字都聯綴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釋《說文》本訓，引群書古注為證，即所謂說文；次陳述字的引伸義和因文字假借而產生的假借義，即所謂通訓；最后舉出上古韻文中的用韻來證明古音，凡同韻相押叫做古韻，鄰韻相押叫做轉音，闡明字音，即所謂定聲。這3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訓，對研究詞義的發展和轉變大有幫助。

其它著作如《禮儀經注一隅》《夏小正補傳》《小爾雅約注》《春秋左傳識》《離騷補注》等。以及堪定而未刊行者《尚書古注便讀》《春秋三傳異文核》《小學識馀》《六書假借經證》《秦漢郡國考》《天算瑣記》《經史問答》《歲星表》等。

《朱氏群書》收論著七種，有光緒八年（1882）臨嘯閣刻本；《朱駿聲文集》，有民國七年（1918）心社鉛排本。

章學誠（1738年－1801年），原名文鑣、文酕，字實齋，號少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清代史學家、思想家，被稱之為中國古典史學的終結者，方志學奠基人。

這是個很勵志的人，也是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被埋沒的人。對于其人，不妨祥加介紹。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學誠第一次赴京師應順天府的鄉試，未能中舉。隔年再赴鄉試，又被斥落，于是就學于國子監。

章學誠在國子監讀書期間，尋常考試名次仍常居下等，受盡考生們的蔑視與訕笑。但同舍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兩人與章學誠互為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學誠在京師第三次應順天府鄉試，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編修朱筠為師，學寫文章。

朱筠與當時一大批著名學者過從甚密，使章學誠藉以結識了許多學界名流，開闊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論對他影響最大，特別是在如何治學、通過什么途徑成學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間第一流學者，經學考據的大師，在哲學上也有創見，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學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這就是說，必須通過訓釋字句以解經，才能進而明道，即得出理論上的認識。

這時的章學誠在學術上已有了獨到之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兩封答復甄松年的書信，表明了他在編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觀點一是志乃史體，所以“體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編寫應仿照紀傳體史書，并提出“藝文”部分不能濫入詩文，詩文應另編文選作為志書的輔佐等建議。 二是方志應當“可為國史取材”，所以必須“詳贍明備、整齊劃一”。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關資料。三是編寫方志應有所“創特”，“非茍然為者”，使之不僅為一邑之書，而“實為天下之書” 。這些見解，是章學誠博覽群書，大量參閱古今方志，并加以認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學誠確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認識，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動中能夠密切結合史學研究，為建立自己的方志學及史學理論開拓了廣闊前景。

接下來，章學誠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參與《天門縣志》的編纂；還提出關于修志的具體意見，題為《修志十議》。可以看出，他在編修方志的領域里已經有了較高的學術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