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游歷中度過的。

初夏時節，他先到寧波，又到上海，然后乘船溯長江西下，游覽了南京，鎮江，揚州及靖江縣。此次出游，他曾有散片日記，載述行程。

秋風乍起之時，他又取道香港來到廣州。與在廣雅書局任職的陶濬宣等一般朋友，詩文酬酢，觀瀾華南名勝。

在廣州南園，他曾戲作該省鄉試題《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篇。陶濬宣征得當地名士朱一新、徐琪、吳翔寅的評語各一則，輯印成《蔡太史擬墨》。

在此期間，陶濬宣多次向蔡講述廖平在廣雅書局時，對經學的獨到見解，以及康有為為承其學說做成《新學偽經考》，引起士人不同反應等情況。蔡元培對此頗為關注，特意搜求廖康二人已印行的著作，以備研讀。

冬天來臨時，他又赴潮州，汕頭等地。一直到轉年的春天，才起程北返。

按說，身為庶吉士，到各地考察風土人情，是必修之課。

但這些等待重用的“翰林”，前途不可限量，誰知道以后能當多大的官？所以，各地官員都爭先打點。因為等這些人高居廟堂時，再想親近就不容易了。反正都是公費，人情可是個人的，何樂而不為。

久而久之，這些新貴人們，也都趁此機會，公費旅游還能賺些外快，被人們稱作“鬻文賣錢”。不管蔡元培此行是不是有此意，所謂瓜田李下，人們有這樣的看法也不足為怪。

但是，不管怎么說，近一年的游歷，蔡元培幾乎走遍了自1842年以來最早與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區。這對于一位中國傳統教育塑造出來的青年士大夫來說，其意義恐怕不僅僅是在補足“讀萬卷書”的缺憾，而行萬里路。

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務新政的清新氣息，足以使他擴展視野，更新觀念。蔡元培游離廣州期間。康有為正在長興里萬木草堂招徒講學。士林風氣的更化和改革潛流的涌動，蔡元培不可能毫無覺察而無動于衷。

盡管上述感受可能尚屬朦朧意識，但隨著世事的變遷，會逐漸清晰起來的。

1894年春，蔡元培從廣東返回紹興。隨即赴京參加散館考試。這是對翰林院庶吉士進行甄別，以決定任用的一種例行考試。應散館后，蔡元培被授為翰林院編修。

至此，不滿28歲的蔡元培，已經達到了當時讀書人羨慕不已的科舉道路之極。

接下來，蔡元培便開始了供職翰林院的京官生活。

應同鄉先輩李慈銘的邀請，他兼任了李慈銘之子李承候的家庭教師，為其講述《春秋左氏傳》；同時，他還為李慈銘代閱天津問津書院的課卷。此時的蔡元培一個人在京，平素就寓居李家。

蔡元培和李家上下相處得極佳，是個特別受歡迎的人。吃住在李家，也給蔡元培單身漢的生活帶來極大的方便。

李府常有官員來拜訪，李慈銘總是把蔡元培介紹給大家，這樣就擴大了蔡的交往圈子，豐富了其人脈資源。這對于像蔡元培這樣的初登政壇的官員，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廣交朋友，是蔡元培的平生極好。我們不止一次地說過，這時候的人們，鄉土觀念極強。此期間，蔡元培與在京的浙江籍人士王式通、胡道南等人交往尤其密切，經常在一起作詩遣懷。

如果蔡元培一心仕途，如果當時中國的政治沒有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故，那么蔡元培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則就可能青云直上、躋身達官顯宦之列。

然而上面的兩個都沒有成真，蔡元培體制外的另類人生書卷，恰恰就從此時開始書寫了。

1894年是農歷甲午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這年，爆發了撼動中外的中日“甲午戰爭”。

寓居李家，接觸人多，消息也很靈通。蔡元培在中日雙方，在朝鮮的軍事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