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一旦身據高位，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讓他覺得這些人“不足以當大事”。

他在《自寫年譜》這樣寫道“康有為氏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諸氏被任用，勵行新政，我雖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趕熱鬧，未嘗一訪康氏。我與梁氏雖為鄉試同年，但亦未與見面。”

其二，蔡元培總是隱隱感到，這種用上層政治斗爭改變國家命運的策略并不是拯治國家的一付回春妙藥，在他看來，中國的問題是深入骨髓的。“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是蔡元培肚子里的想法。

他認為這些維新變法的志士們并沒有建立起什么群眾基礎，而只想憑一己之力、少數精英的奮斗，用最省事兒的辦法、最小的代價，動點兒小小的外科手術，就想給中國來個改天換地，這是很不現實。

有記載，新政期間，詔開“經濟特科”，選拔“洞達中外時務”之特殊人才。蔡元培因供職宗人府的同鄉葛寶華的薦舉，而被傳去應試。這應該是蔡和維新派唯一的關聯。

但無論如何，維新派是在救國救民，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好的。當“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的噩耗傳來，蔡元培在目睹政治斗爭的殘酷的同時，也看清楚了清王朝的掌權者丑惡嘴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綱常有道。以往，蔡元培雖對朝政多有不滿，但往往認為是臣工昏庸和不作為。眼見最高的統治者只顧自己的既得權位，置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予不顧，而冥頑到了極點。這讓蔡元培對這個君、這個王朝徹底失望了。

戊戌變法和新政如同一場春夢，在腥風血雨中煙消云散。往昔熱心維新的友朋已作鳥獸散，就連做事穩健的好友張元濟也被革職出京。

蔡元培再也沒有心思在北京當官了，斷然于1898年秋天離開北京南歸。蔡元培這種舉動，很容易讓人懷疑他是康梁同黨，但他絲毫不作辯解。

此行，其實是在和他一直以來走的仕途之路的告別之旅。

經過十天的行程，1898年10月26日，蔡元培和家人從京城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紹興老家。

深秋時節，比起秋風瑟瑟，一派蕭殺景象的京城來，家鄉顯得格外溫馨、平靜、怡然。

蔡元培家住的筆飛仿是有故事的。傳說書法大家王羲之曾住于此處，有一老姬，不厭其煩常來此求王羲之題扇面，后要到處炫耀。有一次，王羲之實在是不耐煩了，竟將筆隨手拋出。筆卻一飛沖天，筆飛仿便是來源于此。這故事聽起來很像是神話，但附近有戒珠寺，山門內有王羲之的塑像，據說這寺先前曾是王羲之的宅院。

蔡元培站在筆飛仿自家庭院中，四周的一切似乎依舊是老樣子，唯獨那塊懸掛在門庭上方的“翰林第”匾額，好像在提示主人在這里曾經經歷過的榮耀與輝煌。

然而，耀祖光宗的記憶在闖蕩大千世界和領略新學新知后，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華彩。四年京官生活的風風雨雨，差不多也蕩盡了仕途騰達的殘夢，所余下的只有那純屬于自己的書生本色。

路在何方？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當如何去走？

回顧了他所接觸的新知對他產生的強烈沖擊，他感到，只有千千萬萬的中國知識分子具備他這樣對世界的認知，具備全新的思維，在靈魂深處來一場革命，從意識上改造中國人，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國是。

此時此刻，榮耀腦際多時的投身新教育的念頭，變得清晰而強烈。這是自身特長和興趣之所在，這也是目睹維新黨人慘烈失敗后，他所認定的一條報國之路。

還真機緣巧合，機會很快來了。

紹興作為文化重鎮，在這個時期理所當然的也受到甲午戰爭后維新思潮的沖擊，出現了一批熱心研究西學的有識之士。就在蔡元培回紹興的前一年春，徐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