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諭”的內容，是清廷鎮壓“戊戌變法”后向同情變法的維新人士發出的一道警告，里面指斥同情與支持變法者為“援引匪人，心懷叵測”，警告士人們今后“自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以端學術而正人心”。徐樹蘭借這個舉措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同時也是對蔡元培的警誡。

蔡元培和徐樹蘭有特殊情誼，對徐也是很尊重的，但每個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底線，而底線是不能突破的。沒有別的選擇，蔡元培只能斷然拒絕徐樹蘭信中的要求。

他在復徐樹蘭的信中毫不客氣地指出，這個上諭“皆黎邙之鬼所為”，“豈有取頑固者之言而崇奉之之理”，他表示自己寧愿辭職，也不做違心之事，他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違而直言道，“雖迫之以白刃而不從。蓋元培所慕者，獨譚嗣同耳”。

明知不能說服徐樹蘭，也不想讓自己這個“忘年交”為難，蔡元培于寫信的當日即離開紹興，前往嵊縣。這大概是蔡元培教育生涯中第一次辭職，后經他人從中調解一番，蔡元培不久才又重回紹興，繼續留任中西學堂總理。

在此期間，蔡元培還兼任著嵊縣剡山書院和諸暨麗澤書院的院長，為時均一年。在前述辭職期間，他曾到嵊縣剡山書院做了幾次講演，并認真地為剡山書院制定了“書約”。

在“書約”中，有這樣的話；治學“當以益己、益世為宗旨”，士人應擺脫“應試求官之積習，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學”。

每次講演，他都以自己的切身經歷現身說法，策勵讀書人適應時代的變遷。

此外，他還以鄉賢身份，受聘于嘉善縣寧紹會館的董事。雖然一身這么多兼職，但他對此同樣很用心，多次前往襄理館務。對會館的注冊及擬定規章，不遺余力，成為他辦學之外的又一公益。?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