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這位新派的翰林校長蔡元培，又干了一件讓老夫子們大跌眼鏡的事。

1900年6月，蔡元培的夫人王昭病逝。

他們是1889年結婚的，此時共同度過了十一年。本來是這一段很傳統的婚姻，可是后來蔡元培漸漸接觸到了新思潮中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不但馬上予以接受，而且身體力行地先在自己的家庭里付諸實踐。

他對妻子時時處處平等禮待，“一切申其意”，建議妻子王昭 “以解足纏，去華飾，不惑鬼神為言”，但又絕不強求妻子接受他的觀點。兩人的關系處得“伉儷之愛，視新婚有加”。

妻子病故，蔡元培很傷悲也很自責。

想到，自己婚后數月，就赴杭州應恩科鄉試，考中舉人在以后的四五年間，為求取功名，多年在外，居家時間甚短。只是到1895年冬，在翰林院請假一年，歸里省親，方得與夫人團聚。隨后1897年春，夫人又追隨蔡元培到北京。

平日里，夫人持家謹嚴節儉，人也性情淡泊。對丈夫連科登第泰然處之，居京華之中卻不趨勢權要。家里雖不富裕，但每當蔡元培在家招待朋友，都盡心盡力的接待。戊戌政變后，蔡元培毅然棄官南歸，夫人毫無怨言，隨夫而返？

蔡元培回到故鄉后，投身教育和地方公益，不停地奔走于杭州臨安、嘉善等地，在家的時間有限。不曾想到，嚴重的肝病正耗損著夫人的生命。到1900年6月，終于一病不起而撒手而去，時年35歲。

蔡元培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說過“早知君病入膏肓，當屏絕萬緣，常相廝守，已矣，如賓十年，竟忘情乃爾耶。”

蔡元培很贊賞夫人的為人，他寫道“君澹于世榮，自歸余，余僥幸入科第，君不以為喜。及官京師，闃然不趨事權要。戊戌九月，決然相與攜兩兒出都。孑孓道路，辛苦備嘗，君不以為怨。”

說的是，王昭不因為丈夫有了權勢，就興高采烈，也不因為跟著丈夫備受艱辛，就抱天怨地，實在是一種嫻良的好妻子。

當蔡元培正陷入極度悲痛之中時，而給這位30出頭喪偶的青年翰林，說媒的各路人等卻紛至沓來，門檻都快要踏破了。

蔡元培先是一一客氣回絕，見仍人來人往，便大筆一揮，拋出他結婚擇偶五項原則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婦如不合，可離婚。

這幾項條件里可貴的是，不但對女方有要求，而且男方自己也主動做出承諾和自我約束，真是比平等還平等。

“不纏足、再嫁、離婚”，這些驚世駭俗的字眼兒竟出自一個翰林之手。這種離經叛道、蔑視綱常的幾項原則一拋出來，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中，猶如給死水面上拋了一塊巨大的石頭一樣，這種顛覆性的舉動給世人造成的劇烈震撼，是現在的人們無法想象的。

蔡元培在當地是何等人物，他的作略馬上就成為轟動一時的大事。

還能再有說媒的人嗎？

上面提到蔡元培和校董徐樹蘭之間出現的分歧。蔡元培憤而辭職，經人說和，人雖又回到紹興學堂任教，但兩個人之間的分歧卻是始終存在。

歸根結底，以徐樹蘭為代表的當地傳統派士紳要辦的教育是“只以金銀遺子弟，何如道德教兒孫”式的傳統教育，在他們看來，新學的設置只是為了因應新的時勢而對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略加調整，并應以不破壞傳統的“道統”為前提。可是蔡元培于公于私的種種作略實在是一再地沖擊了他的底線，這便使得校董徐樹蘭先生不再熱衷于紹興中西學堂的校務。

到了1900年底，學堂需要經費投入，蔡元培又去與徐先生協商，但徐先生冷淡以對。蔡元培最后只好于1902年2月底離開中西學堂，移交出校職。

離開了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