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了解國際情況。了解國際情況，就要通曉外國文，讀外國書。”

英文自然是要學，也特別重要，但蔡元培根據(jù)自己學習外文的經(jīng)驗和體會，學英文難而學日文相對容易些。既然大多數(shù)西方著作，都有日文譯本，他建議學生不妨先學習與漢語較為接近的日文，以了解世界大勢。

他親自負責日文教學，并將他本人邊學日文邊學著翻譯的方法，對學生們傾囊相授。在蔡元培的悉心指導(dǎo)下，很多學日文的同學“不數(shù)日，人人能讀日文，且有譯書者”，這件事在當時被很多人當成傳奇。

蔡元培在教書、編書之余，還跟馬相伯學拉丁文。

每天一大早，蔡元培便從南洋公學走兩三公里的路，趕到徐家匯土山灣馬先生的住處。他是個習慣早起的人，有時，早5點鐘就到了馬老師的家門口。

后來，蔡元培又選了24名學生，一道師從馬先生學習拉丁文。

馬相伯（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原名馬志德，圣名若瑟，又名欽善、建常、紹良，字斯藏，又字湘伯、薌伯等，晚號華封老人。

祖籍江蘇丹陽，生于丹陽馬家村（今江蘇丹陽），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是震旦大學、復(fù)旦大學、復(fù)旦中學、向明中學的創(chuàng)始人兼首任校長，耶穌會神學博士。

民國高官于右任、邵力子為其弟子。后人輯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此時，張元濟在南洋公學任譯書院院長，蔡元培常向自己這位同科好友借閱西學書籍和日文資料。來往多了，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更為密切和志同道合，不時徹夜長談。

二人商定合資創(chuàng)辦一份報紙，專門向國人譯述外國報刊對中國的評論和報道，初名為《開先報》，后改稱《外交報》。

蔡元培為該報撰寫《敘例》，闡明辦報宗旨“薈我國自治之節(jié)度，外交之政策，與外國所以對我國之現(xiàn)狀、之隱情，臚舉而博譯之，將以定言論之界，而樹思想之的。”

此報于1901年10月發(fā)刊，張元濟為主編，蔡元培負責撰寫論說、翻譯日文稿件。

不久，張元濟投資商務(wù)印書館，并向該館主辦人夏瑞芳建議設(shè)立編譯所，以拓展事業(yè)。

翌年，編譯所成立，張元濟推舉蔡元培兼任所長，負責組織編寫新式學校的各類教科書。

蔡元培積數(shù)年的辦學經(jīng)驗，詳細制定了編撰體例，并邀請蔣維喬等擔任編撰，這便開始了蔡元培與商務(wù)印書館長達幾十年的合作。

在此期間，蔡元培編選的三卷本《文變》一書，由商務(wù)印書館發(fā)行。

此書選入文章四十二篇，近人之作居多，內(nèi)容涉及當時知識界普遍關(guān)心的社會、政治、文化、倫理等問題。諸如《中國士流改進策》、《論義和團與新舊兩黨之相關(guān)》、《清朝興衰之關(guān)鍵》、《男女婚姻自由論》、《女子亟宜自立論》等等。所選少量古人作品，也“于新意無忤”。

盡管此書的用途是為科舉改八股為策論后，取代昔日的古文選本，但編者的主旨是使“讀者尋其義而知世界風云之所趨”。充分反映了蔡元培，在文化教育領(lǐng)域銳意求新的思想。

前邊提到了，蔡元培續(xù)偶的五個條件，把絡(luò)繹不絕的說媒者紛紛嚇退，但終有好朋友關(guān)心蔡元培的再婚。

后來，有位姓林的朋友曾告訴蔡元培說，江西都昌的黃爾軒先生攜眷寓居杭州，黃的次女便是天足，且擅長書畫。囑咐蔡元培不妨托人探尋一下。

事也湊巧。不久。蔡元培還是因辦學之事，與友人童亦韓去臨安。路經(jīng)余杭，天色已晚。遂到童亦韓相識的該縣厘局局長葉祖薌府上投宿。

葉祖薌對蔡元培慕名已久，熱情款待。

飯后茶余，葉祖薌拿出自己收藏的字畫。請來客觀覽。其中的一張直幅扇頁，所畫工筆仕女精巧細膩，落款的字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