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倫理學史》一書中，蔡元培指出了自漢以來，歷二千年中國文化發展緩慢的原因，預言中國的倫理思想必然向著追求人類自由的方向發展，顯示出作者的新型史觀和民主意識。

中國倫理學有數千年的歷史，資料之豐富為世所罕見。但是，這些思想資料與其他各學科往往糾纏在一起，難以區別開來。

蔡元培認為，史書所載的各種儒林傳、道學傳，以及學術史的專著，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只能算哲學史而不是倫理學史。

他在他的《中國倫理學史》中，將主要思想家的哲學思想作為他們倫理思想的前提，細心剔抉出他們關于道德規范、道德范疇、道德修養等方面的理論，理出倫理思想，而且將其系統化，努力找出它們之間的來龍去脈，從發展變化上掌握他們。

該書體現了蔡元培反對封建的文化專制主義，在學術上主張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特點。

他在緒論中指出“各家學說，與作者主義有違合之點，雖可參以評判，而不可以意取去湮沒其真相。”

在敘述各倫理學派時，蔡元培的態度是客觀的，不僅實事求是地介紹了他們的具體內容，而且評判公允。

例如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認為它足以代表“吾民族根本理想，但又提出其哲學之閎深，不及道家；法理之精核，不及法家；人類平等之觀念不及墨家。又其所謂折衷主義者，不以至精之名學為基本，時不免有依違背施之跡”。

對于儒家一向貶斥的王充、王安石，作者稱贊說“不阿所好之精神，有可取者，有卓識。”

對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作者既肯定他的研究之勤，著述之富，對綜合儒家思想有功績，也批評他獨斷、保守，尤便于有權勢者之所利用。

對中興陸學的王陽明，作者贊揚其“矯朱學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勵實踐之勇氣，使思想界氣象一新，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在蔡元培看來，“茍無學術史，則凡前人之知，無以為后學之憑借，以益求進步”。具體到倫理學界，“邇際倫理界懷疑時代之托始，異方學說之分道而輸入者，如槃如燭，幾有互相沖突之勢”。

蔡元培擔心“茍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統以相為衡準，則益將彷徨于歧路”。

于是，他在萊比錫大學的課余時間便開始寫作《中國倫理學史》。而在德國對西方學說的系統研習，加之其本有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使得蔡元培在看待中國倫理問題時的眼界，較之此前一個時期的“道德革命”論述可以更上層樓。

貫穿于《中國倫理學史》中的主線，即蔡元培提出的以“異方學說”與“固有思想”相為衡準的主張。這既是晚清“新學”人士，受到進化論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而普遍產生的一種歷史意識與文化觀念，同時也包含了蔡元培個人的獨到思考。

一方面，倫理學意識的勃發與倫理學史的認知框架乃是西學刺激的產物；但另一方面，蔡元培超拔時人之處在于其并非僅以西學為批判中國舊說的工具，而對西學本身同樣能持一種歷史的分析態度，將“分道輸入”的西方倫理學說條分縷析，加以把握；使之與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相為衡準，最終在相互參照的視野中，形成對“中國倫理學”的相對準確的認識。

蔡元培的譯作《倫理學原理》，則是一部他向國人介紹西方近代倫理論的一部重要著作。

該書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泡爾生，系德國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教育家，1878年起任柏林大學教授直至去世。

里德里希?泡爾生思想上屬康德派，是當時所謂"形而上學泛心論"的代表，主要著作有《哲學導論》，影響甚大，到1929年已出至第42版（1892年，列寧在其《哲學筆記》中對此書有專門的摘錄和評論），包爾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