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曾明確規定:“初小、師范、高等師范免收學費，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15，在省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25，在市、縣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35，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保障。”雖然這些規定往往只是流于紙面，但畢竟是反映了當時一部分中國政學兩界精英對于教育重要性的認知。

1927年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

用不著多少知識，就可以發見，在政爭中，教育這一塊是是很少被牽連其中的，干得好反而會成為可以炫耀的政績。對于政客來說，借重視師道用學問以裝點門面者肯定有之，但深知文化重要者也大有人在。

既然教育工作壞境如此之好，蔡元培在教育總長的位上，為什么這么快就辭職而去呢？

當初，在勸他的副手范源濂出山時曾說過“現在是國家教育創制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

可惜，輪到他自己反而沒有做到，因為他辭職的原因恰恰是政治。沒有人給他施加壓力，更沒有人趕他走，只是他自己執意而為。

一個人從說到做，總是要有一段距離，像蔡元培這樣優秀的人也不例外。

關于蔡元培辭職的具體經過，本書第一部的相關章節已經做過敘述，在此就不重復了。

蔡元培在辭呈中寫道，“元培迂愚無狀，猥蒙任命，承乏國務院，兩月于茲矣。以大總統之英明，唐總理之同志，謬謂追隨其間，當能竭千慮之一得，以貢獻于民國。不圖理想與事實積不相容，受事以來，旅進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國務重大，誠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勝任……今值總理辭職，國務院當然解散。元培竊愿還我初服，自審所能，在社會一方面，盡國民一分子之責任，以贖二月來負職之罪”。

1912年7月2日，蔡元培在向時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面辭的時候，袁世凱曾竭力挽留，甚至說“我代表四萬萬人堅留總長。”

蔡元培的回答是；“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袁世凱未必不是真心挽留，但蔡元培則是鐵了心求去。

毫無疑問，蔡元培若留在教育總長任上，完全可以大施拳腳，繼續他的教育救國理想。但是，因為黨見和政見而離開，不能不令人惋惜。

有人曾惋惜地責備說蔡元培此舉，是“鬧黨見而不顧及國家”。蔡元培則發表《答客問》而陳述原委。

7月底，蔡元培離京去滬。10余日后，發生了首義元勛張振武及隨員方維未經審判便被袁世凱殺害的駭人事件；隨后，社會黨首領江亢虎又在漢口被無理拘捕。為聲討和制止這些與民主共和體制極不想容的，破壞法制，蹂躪人權的事件，蔡元培和吳稚暉等十余人，發起和組織法律維持會，致電參議院，要求追究當局的法律責任。

進入民國以后，蔡元培活躍于政壇和文化教育界，因故或不愿在這個表演舞臺時，他便遠走海外，息影于歐洲腹地。這幾乎成了他個人生涯的“周期性”現象。

還在蔡元培做教育總長時，曾接到萊比錫大學教授蘭普萊西的一封信。請他派遣兩名中國留學生參加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蔡元培通過教育部已經確定了公費名額，也正著手人員的選定，只是因為他辭職而沒能很快完成。

離開教育部后，他想到了這兩個留學名額，又萌生了繼續留學深造的想法。恰巧他的好友顧孟余也有此意，蔡元培于是致函接替他主持教育部工作的范源濂，很快得到批準。

于是，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