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的9月，蔡元培偕夫人和子女，與顧孟余夫婦同乘奧地利“阿非利加”號客輪，由海路駛抵德國。

蘭普萊西教授急需中國方面的資料，正等得著急，只不過沒有想到，來的人是中國的前教育總長。

按著蘭普萊西教授列出的提綱，蔡元培主要負責撰寫中國文明史方面的材料，顧孟余主要負責翻譯成德文。

離開多事之秋的中國政壇，蔡元培心靜了許多，只是，每天都很忙碌。因為除了為蘭普萊西教授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資料外，他還要完成繁重的功課。

顧孟余，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于宛平，15歲時進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求學，專修德語和法國文學。1906年被選拔為譯學館生赴德國留學，先后在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電學和政治經濟學。在早期中國留學人員中，先學理后學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基礎都具備的人還是不多見的。而顧孟余具備了這個條件，對其后來的從政和治校及其他職業產生了重要影響。

顧孟余生性活潑，好交友，也有很強的交際能力，很快在留歐的中國留學生中結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蔡元培。那一年，19歲的顧孟余期待改變中國面貌日益強烈，遂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立志把推翻清王朝作為自己人生的首要政治目標。武昌起義成功后，他回到國內。

蔡元培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后，特邀其任該部司長，但顧孟余沒有接受這一邀請。后如我們所知，他和蔡元培一起返回德國繼續其學業。

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他和蔡元培一起回國參與。革命失敗后，他隱居在上海。德國西門子公司聞訊特聘其為北京分公司工程師，顧孟余遂遷居北京。

顧孟余遷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時已改名為北京大學，受聘擔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后又擔任過經濟系主任并連任教務長數年。

三年后，蔡元培來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在其“兼容并蓄”治校思想的引導下，諸多有才學的中華學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學也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顧孟余作為教務長，成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為貫徹“兼容并蓄”的治校思想，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顧孟余后來留下來的學術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也沒有多少傳世之作。他的專長在教學。他博學多才，精通數國語言，學貫中西，融匯文理，可以說是少見的百科全書式的教授。他采用的教學方法，完全不是國產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學生的認知規律，把國外的先進教學法引進來，加上他廣博的知識面和良好的語言表達力，使其所講課程成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課程之一。

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的學習和治學時間只維持了半年多點的時間，不久，宋教仁被刺案發生，蔡元培和顧孟余同時奉招回國。

回到上海后，蔡元培即到愛義路100號訪中山先生和黃興，現在的蔡元培已經進入國民黨的最高決策層。

中山先生極力主張興兵討伐袁世凱，黃興則鑒于兵力不足，傾向于先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蔡元培雖然這段時間遠在異國他鄉，但通過友人的通信對國家的形勢已了若指掌。他是支持黃興的，只不過比黃興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些。

如他在6月8日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的演說中所說“吾黨同志，本為大多數人民謀幸福，今仍當體察大多數人民之心理，現多數人民不主極端進取……吾黨只須以堅忍之決心，持穩健之步調，則多數國民。必表同情，吾黨自有戰勝之一日。吾同志諸公，處此危疑艱險之日，惟有運靜細之心思，蓄堅實之力量，采取輿情，以維持大局，則民國幸甚。”

本書在談及二次革命的成敗時，曾講到過，武昌起義后至二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