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堂教員、北京大學預科學長、工科學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校長。

離開北京大學之后， 曾任賈德耀內閣教育部總長，后于1926年3月接替茅以升擔任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卸任后任浙江大學工學院教授。此外，他還編寫了《中等應用力學》《機械工學教科書》，翻譯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蕭伯納的《圣女貞德》。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院長盧良恕就是胡仁源先生的外孫。

1913年11月，胡仁源1883—1942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后正式擔任校長。胡仁源本人科舉及第后，曾進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學習，隨后留學日、德等國。一般認為胡仁源的教育思想較為守舊。他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所聘請的一些教授，多系清末遺老和士大夫，如辜鴻銘、劉師培、姚仲實、陳石遺、黃季剛等人。

1917年入讀北大，后曾任民國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有一段評價“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稱為國立北京大學，最初一些做過初期校長的人，對于這個學校，也沒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凱時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長，胡仁源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聽說當時不曾列名于籌安會，上勸進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

也就是說，羅家倫對蔡元培入主北大前的幾任校長都評價很一般，只對胡仁源拒絕擁戴袁世凱稱帝一事很為稱道。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凱策動軍閥官僚和御用文人們拼湊各種各樣的請愿團體，上書國會要求改變國體，擁戴他當皇帝。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和教授也成為他竭力拉攏和收買的對象。他先封胡仁源為“中大夫”，又授給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著他的兒子袁克定“就使人說仁源率大學諸教授勸進”，但遭到胡仁源和北大教授們的嚴詞拒絕。

“仁源本諸教授之意持不可，謝使者。大學遂獨未從賊。”面對權勢不為所動，堅守道義，體現了胡仁源的風格氣節。

胡仁源對北大也進行了一些整頓工作和一系列規劃，對本科和預科分別進行調整充實，陸續引進了一批國外留學歸來的中青年學者來校任教，尤其在1913—1915年，陸續聘任了一批留日歸國、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如馬裕藻、朱希祖、黃侃、沈兼士、馬敘倫等人到北大文科任教。這些學者注重考據訓詁，以治學嚴謹見稱，這種學風以后逐漸成為北大文史科教學與科研中的主流。

1915年11月，胡仁源根據蔡元培主持定制的《大學令》，設北大首屆評議會，聘請陳介石、辜鴻銘、馮祖荀、俞同奎、陶孟和等為評議員，議決校政“大事”。胡仁源的此制度與后來蔡元培改革時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胡仁源是將此制度付諸實踐的第一人。

“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大“紅樓”，就始建于1916年6月胡仁源校長在任期間。

但是，這樣一所偉大的學校，一個國家的最高學府，在1916年底，蔡元培到任之前，卻遠非后來那個享譽學界乃至全中國的最高思想和學術的殿堂，而更像一個藏污納垢之所。

盡管這時已經是民國五年了，但北大校園還遠遠不像一個現代大學，甚至不像一個學術機構，很多方面更像是一個衙門，仍保留著前清京師大學堂的規矩。校工見了學校里的“大學生”要稱“老爺”，而校工的身份則是“聽差”。學生有事找校長，要像下級對待上級官長那樣寫“呈文”，而校長則把自己的“手諭”寫在布告牌上。

學生的來源，多是官僚或富家子弟，來這里就讀，不是為了求學問，而是當做“鍍金”，為將來在政府里謀取官位積累資本。上課之余，這些學生帶著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以至于在民國初年，北京地面上流行著“兩院一堂”之說。說的是，出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