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一山不容二虎，把這么多個大師級的人物集合在一起，能處得來嗎？

在當時的北大有一種說法，中國有多少黨派，北大就有多少學派；北大有多少個教授，校園里就有多少種學術觀點。

在北大的講堂上，史學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黃侃、陳漢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適、錢玄同。李大釗、陳獨秀可以在講壇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也有的教師在課堂上大講特講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倡工讀互助主義，有人宣傳儒佛道者；陳獨秀、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提倡白話文，而黃侃、劉師培、林損等則極力維護文言文的地位。

如果走進那個時代的北大，人們可能會有一種時空錯亂之感。當時的校園里，有些教授如胡適，上課時總是西裝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間教室上課的辜鴻銘，則是長袍馬褂、拖著長辮子，還手持旱煙袋，并專門有仆人為之點煙上水，諸如此類的情形不一而足。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裝束在無形中宣示著自己的理念。

至于課堂教學中不同觀點的交鋒、互捧、或指名道姓批評對方觀點，也是家常便飯。

本來中國有“文人相輕”的傳統，互相誰也瞧誰不服氣，共處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

但是，這難不倒蔡元培。用老百姓的話，叫做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

就任北大校長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總要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觀念。對同樣一件事，看法也很難沒有分歧。要使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觀點，能夠在相處在一起，途徑無非有兩個。

其一，是弱者對強者的臣服。在動物界，如果在爭奪交配權時一定要斗個你死我活，這個物種肯定不會得到好的發展，也很容易走向滅絕。倒是弱者能夠對強者臣服的種群，能夠有利于繁衍光大。

弱者對強者的臣服在人類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常說，人沒有虎豹兇猛，能成為這個世界的主宰是靠群體的力量，離開群體個人是很難生存的。但是，至少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里，沒有弱者對強者的臣服，群體是不能維持的。

弱者對強者的臣服，這應該是封建專制及其之前的奴隸社會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條件。所以，才有人被神化，有人拜倒在“神”的腳下，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為道德。崇拜其實也是一種臣服，只是從表面看不是被強迫，而是心甘情愿。但臣服就是臣服，無論是自愿還是強迫。

要使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觀點，能夠在相處在一起，這第二個途徑便是“兼容并包”。不僅僅是求同存異，而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觀點能夠互相包容，進而能夠在一起和諧相處。

何為共和，或許共和真諦就是“兼容并包”。

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力。毫無疑問，一個社會能實現兼容并包，標志這個社會已發展到了民主社會的較高階段。

一個兼容并包的社會肯定是個偉大的社會，一個對自己充滿自信的社會。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這樣的社會，要建立在很高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水平之上，與此相適應的，則是這個社會的社會成員，已經有了較高的道德水平。當然，一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同樣是一定的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水平的產物，這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

或許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使得“囊括大典，網羅眾家”落到實處。“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反映了領導辦學事業的人的一種難能可貴的寬容精神，如果放大了來看，它更反映了這個領導者對自己理念的自信，而蔡元培就具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