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自信。

胡適對錢穆的《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課堂上對學生們做義務宣傳。但他對錢穆、馮友蘭、顧頡剛等人關于老子和《老子》一書的爭論，在課堂上則大肆抨擊，而這并不影響學人之間的友誼。

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說“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舉一小事，胡適一次會議前聲明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注》，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

特立獨行的國學大家辜鴻銘就不買胡適的賬，他認為胡適號稱治哲學史，但卻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簡直是硬充門面、畫虎成貓、誤人子弟。

而章太炎的高足黃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適。但這可不是唯一讓他看不上的人，黃侃在上課的時候罵起同門師弟錢玄同來也照樣毫不留情。以至于兩人同時上課，因教室相鄰，錢玄同這邊聽得字字入耳。連下面聽課的學生都忍不住好笑，但錢玄同站在講堂上若無其事。

當年就曾在下面聽課的王昆侖回憶說“教文字學的兩位老師，一位是新派錢玄同；一位是老派黃侃。我選的是錢玄同的課。一天，我正在課堂上聽錢老師的課，不料對面教室正在講課的黃侃大聲地罵起錢玄同來了。錢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課。后來，我既聽錢玄同的課，也聽黃侃的課，以便兩相對照。”

陳獨秀曾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稱贊蔡元培“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其實，他更應該感謝蔡元培對他本人的愛護和包容。這位為呼吁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運動急先鋒行事風格圭角畢露、鋒芒侵人，個人生活上也是放浪形骸、不檢細行，往往給他的敵對者以攻訐的口實。他曾去當時北京的紅燈區“八大胡同”消遣，有時鬧到被妓女控告、被警察局傳訊、被小報大肆渲染，成為轟動社會的丑聞。這位運筆如槍的仲甫，若沒有蔡元培為他屢次三番解圍，恐怕早就被趕出北大了。

難得的是，蔡元培自己是北大進德會的模范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這三條他絕對遵守了，但蔡元培并不以自己的道德標尺去苛求他人。蔡元培對陳獨秀之愛護并不是毫無原則，而實在因為在蔡元培看來后者是難得的人才、有益國家，其言論主張值得同情、支持。

能使各類學術人才兼收并蓄，并造成了一種大家和平共存、不相妨害的局面，當然還需要其他的條件。

比如，校長蔡元培處事公平、不偏不倚，使各路才俊心服口服，把彼此的不滿和爭辯限定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

比如，需要這些人有較高的道德水平，能夠寬容相待。寬容和包容，本身就是較高道德水平的表現。

在公共汽車上，一個人不小心踩了另一個人的腳。

被踩的人馬上大叫起來“長眼睛沒有，往哪兒踩呢？”

另一個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怕踩把腳放家里呀！”

于是。兩個人吵了起來。

還是在公共汽車上，一個人不小心踩了另一個人的腳。

卻發生了另一幕踩人的人正要向被踩的道歉，但還沒等他開口，被踩的人先和他道歉了。

還能吵起來嗎？

這便是倆個地方的差異，這便是人的道德水平的差異。

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其意義可不止是使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觀念的人，能夠相處在一起，不是的。其更大的意義在于學術方面。

正是在這個“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的辦學方針指導下，北大的思想和學術呈現出繽紛萬象、百家齊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