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德會”歸根結底主要還是靠個人自律為前提，北大的腐敗，不過是當時社會惡濁風氣的一個縮影，想通過這樣一個團體完全改變北大的風氣，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按照中國道德文化傳統(tǒng)，評價一位學者文人往往從道德、學問、文章三方面切入，而在其中，道德更重要。學問大，文章好，而如果道德缺失，會被認定是文人無行，這是最嚴重的批評。一般認為做人比做學問、寫文章更難，也更重要。

這也就是說，類似于北大這樣的學者文人的集合之地，“進德”還是有某種內在要求的。

所謂做總比不做好，北大畢竟是北大，有了“進德會” 的影響，以及學校獎勵優(yōu)秀學生，對違規(guī)學生進行處分等配套措施，北大的校風還是有很大改變的。

“當時所有的新聞報道，對北大完全是刮目相看。1917年的報紙對北大的評價就完全變了。五四運動后更不用說”。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上個世紀之交在中國學界廣為人知的口號，乃至到了今天還余音猶在。這個口號的提出者，是最先接受了西方新學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他們不可避免受到西學思維的影響，才提出這樣一個命題，力圖為東西思想做一個合理的定位。

問題在于，他們口中所謂的“中學”本質上側重于“道”，換言之，注重的是世界觀方面、修身方面、做人的倫理。而他們所理解的“西學”，注重的是“術”，注重做事的方式、科技的革新。

一個是如何做人，一個是人的技能，可以說，這完全是兩個層面的東西。修身的方面本就是“體”，而致用的方面本就是“用”。舉例而言，一個科學家，他要掌握專業(yè)技能，但同時，他要有品德、理念、倫理觀念。這二者毫無悖逆。

唯物史觀早就正確的指出，一個社會，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與之相適應的倫理道德也是要發(fā)生變化的，或者說也是要進步和前行的。這也就是說，社會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變化了，人們的交往方式也會發(fā)生變化，就要重新規(guī)范人的行為。

必須看到，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漸發(fā)展，封建制度越來越走向窮途末日，傳統(tǒng)的倫理思想在很多方面也已過時。

加之鴉片戰(zhàn)爭后，泱泱中華大國，一直遭人欺辱，于是，很多人提出“中學”無用的觀點。在學界，也像那些鼓吹“實業(yè)救國”“工科救國”論者一樣，專注于理工，而輕人文學科。

蔡元培的可貴，一方面在于，他并沒有因為西方船堅炮利、科技強大，就像當時鼓吹“實業(yè)救國”“工科救國”論者一樣，專注于理工。

另一方面，他沒有像一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士大夫一樣，認為不能因為西方科技發(fā)達、東方物質文明落后，就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思想和哲學也落后。覺著凡是老祖宗的東西，就都是好的，在人文學科，沒有學習西方的必要。

這其實是兩個極端。

他對人文學科的重視，足以成為那個大時代的鳴奏曲中一個空谷回音般的音符，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這具體就體現(xiàn)在他對大學學科的定位上。

本來，北大的學科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可以說是高大全而沒有重點。蔡元培任校長后，堅決主張將北大辦成只包括文、理兩科的大學。他在北大的學制改革方面首先是調整學科設置。這對一個大學的發(fā)展來講至關重要，將涉及大學的學術定位、思想文化特色的走向。

1917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上提議，一般的綜合性大學只設立文、理兩科，其他法、醫(yī)、農、工、商五科則設立單獨、獨立的專科大學，如法科大學、醫(yī)科大學等。蔡元培批評當時的高等教育過于模仿日本，既在一般的綜合性大學中除設立除文、理，同時還設立法、醫(yī)、工、商等科，同時又有這幾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