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多年來，北京大學有過多任校長。說起來，蔡元培當北大校長的時間也不是很長。但為北大人稱作“我們永遠的校長”的，恐怕只有蔡元培一人。

有人說“在北京大學的時候，很少聽見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但是他依然受到學生的愛戴，是什么原因呢？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道學家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為程浩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志，和而不流是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這幾句話，對于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夸張。走進北大校長室，就會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于1915年至1918年就讀于北京大學的哲學系，這一期間，正好是蔡元培在北大校長的任上。

馮友蘭回憶說“有一天，我在一個穿堂門的過道中走過，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過道中，我從這位新校長身邊走過，覺得他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是我心里一陣舒服。我想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春風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使我受得了一次春風化雨之教，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1918年的一天，身為北大學生的馮友蘭因一件事急需北大開具證明。

其弟弟去美國留學，若按正常手續辦出國，已來不及。在緊急情況下，馮友蘭直接找蔡元培校長批示。

當他走進校長辦公室時，只有校長一人坐在辦公桌前看文件，“仍然是一介寒儒，書生本色，雖在事務之中，而有超乎事務、蕭然物外的氣象，這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這使他感到無比溫暖。

蔡校長聽過事由之后，知道出國留學是一件應當支持的好事，二話未說，立刻批了字，順利地辦成手續。

還有一次是馮友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期間，蔡校長到美國考察訪問。

馮友蘭與其他留學生組織了一個“接待委員會”，召開歡迎會，請蔡校長講話。

當時在美國的留學生，大都是北大畢業，而北大學生向來很清高。

但是，當蔡校長走進會場時，學生們“都懷著自發的敬仰之心，不約而同地站起來”，表示由衷地歡迎。而蔡先生“慈祥誠懇的氣象和風趣的語言”，使幾百名到會者大受感動和鼓舞。

馮友蘭的這些回憶，不僅是他個人的感受，也是在場人的共同感受。

用他的話說“他們也享受了一次春風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種精神境界的大門，如果他們有足夠的自覺，他們也會這樣說?！?

在馮友蘭看來，蔡元培之所以為大教育家，有“兩大端”。其一是教育思想及實踐，其二是人格氣象。就前者說，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思想辦學，使北大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并形成北大傳統），影響到整個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

就后者說，蔡元培具有“藹然仁者”的氣象，能起到“春風化雨”的巨大作用，培養了學生獨立的人格。

在一定意義上，后一點可說是蔡元培獨有的。如馮友蘭說“蔡先生的教育有兩大端，一個是春風化雨，一個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經驗，兼容并包并不算難，春風化雨可真是太難了?！?

這種經驗和感受是出于內心的，也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這也就是說，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有兩種功能。其一是培養學生的人格，提高其精神境界。其二是傳授知識，使學生掌握一種服務社會（同時也是個人謀生）的知識技能。在馮友蘭看來，二者相比，前者更難。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