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1935年7月26日致羅隆基信中，曾經把蔡元培既自我健全又與人為善、既挺身負責又兼容并包的不居功、不戀權的精神境界，與當時掌握最高權力的蔣介石進行比較

“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近于細碎，終不能‘小事糊涂’。我與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覺得蔡先生有一種長處，可以補蔣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權，不再過問，遇有困難時，他卻挺身負其全責，若有成功，他每嘖嘖歸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歸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樂為之用，又樂為盡力。跡近于無為，而實則盡人之才，此是做領袖的絕大本領。”

在蔡元培身上，固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他確實又是一個實干家。什么事情，一旦他認定是必須做的事，就會百折不撓的堅持。

美國學者魏定熙特別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創辦《北京大學日刊》的意義。《北京大學日刊》定期報道關于評議會和教職工會議的情況，使校方負責的內部事務公開化，從而取得了學生的信任。

顧頡剛回憶說 “如果學生們的建議有助于學校的進步，而且這些建議又是可行的話，那么它們將登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將是促成校方把這些建議付諸于實施。這樣，學生與學校之間就不再有距離感，而且，長期以來他們所深惡痛絕的校方的官僚習氣將不復存在。這是一個利用輿論的力量進行監督的典型例子。這樣的做法，對于一般的領導人來說，無疑是自找麻煩。而對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則是‘泰山不讓寸土，乃成其大’。”

有人說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運。說蔡先生幸運，是因為他在新舊政權交接的空檔里出任北大校長，可謂把握了千鈞一發的時機。蔡元培先生雖沒能夠建構起一整套制度平臺，僅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臺支撐北大的發展，這同樣是一種“中國特色”。他憑借的是他自己的聲望和社會輿論的力量。

說蔡先生不幸，是因為環顧世界各大名校，沒有哪位校長對他所供職的大學產生過如此深刻的影響，也沒有哪所大學像北大一樣如此深刻地依賴一位校長。校以人名，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況。正常的情況是應當創設一套完整的制度，讓它在創始人離開之后依然能夠按部就班地運轉。但是，中國的環境沒有為蔡元培這么一個條件。北大離不開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驕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或許，正是“沒能夠建構起一整套制度平臺”，蔡元培人格的魅力才如此重要。

有人說，要真正研究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思想史、政治史、教育史、史學史，有一個人是絕對不能避開的，因為他實在太重要，他是那個時代的先鋒，是高舉大旗沖鋒陷陣的勇士，是舉足輕重的大師，這個人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是胡適的高足，又是終生的朋友。雖然傅的影響沒有他的老師胡適大，但他卻是一個讓胡先生佩服到五體投地的人物。胡適一生，在許多領域里都有開創性貢獻，道德文章，天下聞名，眼界自然很高，他不會輕易去贊美一個人。

然而，對于傅斯年，胡適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適之先生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被胡適譽為一個最稀有的天才的傅斯年，有一篇短文紀念他的恩師蔡元培，現節錄如下

“凡認識蔡先生的，總知道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