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以容眾，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氣，不特不嚴責人，并且不濫獎人，不像有一種人的脾氣，稱揚則上天，貶責則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時也很嚴詞責人。我以受師訓備僚屬有二十五年之長久，頗見到蔡先生氣責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說，說和我有關的。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個同學，長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滿人意的事，于是同學某某在西齋（寄宿舍之一）壁上貼了一張“討伐”的告示；兩天之內，滿墻上出了無窮的匿名文件，把這個同學罵了個‘不亦樂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為我也極討厭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語意，卻是挖苦他。為同學們賞識，在其上濃圈密點，批評狼藉。這是一時學校中的大笑話。過了幾天，蔡先生在一大會中演說，最后說到此事，大意是說

“諸位在墻壁上攻擊dd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諸君對d君有不滿，可以規勸，這是同學的友誼。若以為不可規勸，盡可對學校當局說。這才是正當的辦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縱有過，也決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動，必是品性沉淪之漸。

“這一篇話，在我心中生了一個大擺動。我小時，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誠意”“不欺暗室”，雖然《大學》念得滾熟，卻與和尚念經一樣，毫無知覺；受了此番教訓，方才大徹大悟，從此做事，決不匿名，決不推自己責任。大家聽蔡先生這一段話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報文學”從此減少，幾至絕了跡。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國時，大約是在民國十三年吧，那時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們幾個同學自告奮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無事不辦了一個稀糟。我自己自然覺得非常慚愧，但蔡先生從無一毫責備。有一次，一個同學給蔡先生一個電報，說是要從萊比錫來看蔡先生。這個同學出名的性情荒謬，一面痛罵，一面要錢，我以為他此行必是來要錢，而蔡先生正是窮得不得了，所以與三四同學主張去電謝絕他，以此意陳告先生。

“先生沉吟一下說‘《論語》上有幾句話，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你說他無聊，但這樣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無聊嗎？’

“于是我又知道讀《論語》是要這樣讀的。

“北伐勝利之后，我們的興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飯，有幾個同學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記得如何說起，說到后來我便肆口亂說了。我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先生聽到這里，不耐煩了，說‘這除非你作大將。’蔡先生說時，聲色俱厲，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類者尚多，或牽連他人，或言之太長，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證先生貴人之態度是如何誠懇而嚴肅的，如何詞近而旨遠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為濫，這全不是事實，是他在一種高深的理想上，與眾不同。大凡中國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說進，先假定其意誠，其動機善，除非事實證明其相反。如此辦法，自然要上當，但這正是《孟子》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嚴，便是大錯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絲毫不茍的。有人若做了他以為大不可之事，他雖不說，心中卻完全當數。至于臨艱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