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林紓與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的爭論，說到底是對相關問題看法不同的表達。雖然里邊摻雜著新與舊的思想碰撞，也很難說到底是誰對誰錯，也不能籠統的說成是所謂先進與落后的較量。

真要人仔細研究，恐怕是有些方面，理在林紓方面，比如他對新文化運動中對傳統否定一切的極端主義的批評。林紓即便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至少是新文化運動的同盟者。

有些方面，理可能是在蔡元培等人一邊。對于一場求新變革的革命，是不能求全責備的。

但是，思想觀點方面的爭論，一有政治介入，一被政治化，就麻煩了。徐樹錚有沒有參與蔡、林的論爭，我們不得而知，反正徐樹錚主導的安福國會表現得極為拙劣，竟因此而鼓動把蔡元培這個北大校長罷免。

劉半農曾回憶說“衛道士的林紓先生卻要于作文反對之外，借助于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栗栗危懼之中過活。”

劉半農（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蘇江陰人，原名壽彭，后名復，初字半儂，后改半農，晚號曲庵，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

清宣統三年（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鴛鴦蝴蝶派報刊投稿為生。

民國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法科預科教授，并參與《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積極投身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

民國九年（1920年）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民國十年（1921年）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5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所著《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回國，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講授語音學。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在北京病逝。

主要作品有詩集《揚鞭集》《瓦釜集》和《半農雜文》。

蔡元培做為體制中人，對來自政治上的壓力，感受肯定要更深些。

3月26日，連對北大的改革能夠理解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也致函蔡元培，對《新潮》雜志大膽批評傳統的言論表示擔憂。

內稱；“近傾所慮，乃在因批評而起辨難，因辨難而涉意氣。倘稍逾學術范圍之外，將益啟黨派新舊之爭，此則不能不引為隱憂耳。”

同時勸導說“凡是過于銳進，或大反乎恒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時論糾紛，喜為抨擊，沒有悠悠之詞，波及全體，尤為演進新機之累。”

他期望北大師生“遵循軌道”，穩健行事。

蔡元培一周后回復傅增湘堅信“大學兼容并包之旨，實為國學發展之資”，同時懇請總長代為“消弭局外失實之言”，表示“元培亦必勉勵諸生，為學問之竟進，不為逾越軌物之行也。”

此信是傅斯年代寫，但完全表達了蔡元培的意見。從回函中。不難看出，蔡元培是十分合作的，對于一直挺自己的這位總長，也給予了應有的尊重。

大總統徐世昌也因此事，幾次召見蔡元培等學界人士，了解情況。顯然，他也遭受到了來自安福系的壓力。

看來，這并非林紓老先生的本意。或許，連他都看不下去了，主動登報向蔡元培等人認錯道歉。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議”越來越成為國人關注的聚焦熱點。

前邊提到過，蔡元培和所有的國民一樣，覺得一戰勝利了，又有美國總統提出的代表公平正義的“十四點建議”，從此，中國就可以徹底告別受欺辱的歷史。

但是，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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