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對五四運動的認識，應該也有個深化的過程。

比如，后來他在比較五四運動前后學生的變化，就曾有過以下的高度評價

“五四運動以來，全國學生界空氣為之一變。許多新現象、新覺悟，都于五四以后發生，其中最重要者，約有四端。”

一是“自己尊重自己。從前的社會看不起學生，自有此運動，社會便重視學生了。學生亦頓然了解自己的責任，知道自己在人類社會占何種位置，因而覺得自身應該尊重，于現在及將來應如何打算”。

二是“化孤獨為共同”。五四運動后，學生“自己與社會發生了交涉，同學彼此間也常須互助，知道單是自己好，單是自己有學問有思想不行……于是同志之連絡，平民之講演，社會各方面之誘掖指導，均為最切要的事，化孤獨的生活為共同的生活”。

三是“對自己學問能力的切實了解。五四以后，自己經過了種種困難，于組織上、協同上、應付上，以自己的學問和能力向新舊社會做了一番試驗，頓然覺悟到自己學問不夠，能力有限。于是一改從前滯鈍昏沉的習慣，變為隨時留心、遇事注意的習慣了”。

四是“有計劃的運動。從前的學生，大半是沒有主義的，也沒有什么運動。五四以后，又經過各種失敗，乃知集合多數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敗，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組織，如何計劃，均非事先籌度不行”。

蔡元培也特別強調五四運動對學生追求學業、完善人格的促進作用“前年‘山東問題’發生，學生關心國家，代表社會，又活動起來。國人對于學生舉動很注重，對學生議論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機會，為社會作事。不過五四以后，學生屢屢吃虧。中間經過痛苦太多。功課耽誤，精神挫傷，幾乎完全失敗。因為學生發生兩種覺悟出來第一，受此番經驗，自知學問究竟不足，于是運動出首的學生，或到外國求學，未出國的，也都格外專心用功了。第二，經此番風潮，社會對于學生，都加一番重視。學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貴，就大家不肯作貶損人格的事情。”

1922年為紀念“五四”，《晨報》再辟“第四個五四”專欄，蔡元培應約發表《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他結合時事，強調“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是“（一）廣集贖回膠濟路的股款。（二）自動的用功。（三）擴充平民教育”。他表示，學生在五四運動中得到鍛煉，同時在運動后產生新的覺悟，“我常常對人說，五四運動以后，學生有兩種覺悟是最可寶貴的一是自己覺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用功；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盡力于平民教育。這兩種覺悟，三年來，很見得與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運動的紀念”。

5月7日上午，被捕學生全部獲釋，北京各高校恢復上課，這場運動在北京似乎到此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如果7日上午果真就這樣畫上一個小小的句號，那么，這場運動的具體進程或許就會改變，意義也可能會打折扣。因為僅就4日的行動而言，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場“學生的運動”，而且是一場沒有達到目的的學生運動。

4日學生行動的目的有二，一是“外爭主權”，二是“內懲國賊”，7日被捕學生雖然獲釋，但運動的這兩個目的并沒有達到。

盡管北京學聯從7日開始就在醞釀新的行動，京外各地的聲討浪潮也并未平息，但北大作為運動的發源地，北京作為全國運動的中心且又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倘若北京的運動暫時停歇下來，對整個運動勢必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恰恰就是在這個關節點上，蔡元培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舉動——5月9日辭職并悄然離京出走，瞬間成為一個新的導火索，重新點燃了北大學生的激情。”

于是，北京的這場運動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