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再正常不過了嗎？

因為有部員和軍警到場勸阻這個小插曲，事實上北大學生是最后到達天安門廣場的。

蔡元培也是個有血性的人，如果不是有礙于校長這個身份，如果不是責任所在，他肯定會走在游行的隊伍里的。

因為，就在北大學生出發后不久，蔡元培接到教育總長傅增湘奉命打來的電話，“責令蔡校長召回學生，不準游行及干預政治”，并請他到部商討對策。

蔡元培的態度很明朗，回曰“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

人也沒有去教育部，4日那天，“蔡先生一日未離校，亦未進食”。

很長的時間里，意識形態在批判胡適之的時候、常把他反對學生運動當作“反動”的證據，其實當時許多人都不主張游行示威的。

魯迅是反對的，因為他看到中國學生的游行示威的結果與外國不同，最終只能得到犧牲。

李大釗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學生中間，因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犧牲。

特別是鼓吹“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的陳獨秀，1918年5月21日因為北大學生不聽勸阻而上街游行，曾經與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遞交過辭呈。五四運動爆發時，已經被免去文科學長職務的陳獨秀，也沒有像著名報人邵飄萍那樣走到前臺去直接煽動學生。

有記載“1919年6月11日晚上，陳獨秀到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身邊沒有帶一名青年學生，而是邀請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適、高一涵、程演生、鄧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雖然表示認罪，卻沒有牽連到任何一個人。”

從傾向性看，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其實是比較負面的，尤其反對罷課，但五四運動于他或許是一個例外。5月4日的學生行動，可能是他在校長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去阻止他們”的經歷。

在五四運動一周年后，各方都比較心平氣和了，蔡元培在回顧五四時的一番公開講話，仍能反映他對運動之“損失”的深深遺憾

“人人都知道罷工、罷市損失很大，但是罷課的損失還要大”，他甚至說這場運動“實在是損失的分量突過功效”，故他告誡學生以后“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在他看來，罷課不啻“自殺”，它殺掉的是“學問”，是“學術上的效能”，并會導致“虛榮心”，這樣的損失是沒法計算的，也是沒法彌補的。

五四運動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應該是被肯定了的。特別是出席巴黎和平會議的代表，最終沒有在合約上簽字，當局為了回應民意，罷免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等后，可以說五四運動是大獲全勝了。按著某些喜歡推過攬功的政客們的喜好，是要想盡辦法和這運動扯上些關系，拉拉近乎的。

1924年12月4日，正在歐洲訪學的蔡元培在寫給傅斯年、羅家倫的回信中，坦誠地談到了自己在五四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校中同人往往誤以‘天之功’一部分歸諸弟，而視弟之進退為有重要之關系。在弟個人觀察實并不如此，就既往歷史而言，六七年前，國內除教會大學而外，財力較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國立而住在首都，自然優秀之教員、優秀之學生較他校為多，重以時勢所迫，激刺較多，遂有向各方面發展之勢力。然弟始終注重在‘研究學術’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對外發展諸端，純然由若干教員與若干學生隨其個性所趨而自由申張，弟不過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

蔡元培這里的所說的“天之功”，應該是縱向的歷史走向與橫向的社會合力。蔡元培在這里所展現的，是自覺順應時代潮流和社會合力，是既能兼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的精神境界。這是很多的人最為缺乏也最為難能可貴的一種高尚境界。

蔡元培是最早發起紀念五四運動的北大人。

1920年“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