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備刻印。其后，沈曾植、繆荃孫、劉翰怡等人曾先后籌劃過印行該日記，但終未能實現。

1919年初，蔡元培得知李慈銘的藏書將出售，立即與友人商定，“仿曾湘鄉日記例”，以影印方式刊出此日記。

他約請張弧、傅增湘、王幼山、王式通四人作為發起人，謀求社會的支持，得到李的故友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贊助。

蔡元培隨后與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商定了出版事宜。

此刻，他閑居滬、杭，正好可以專心于日記的編印。期間，李慈銘之侄李璧臣帶來日記64冊（其余9冊由樊增祥取走），蔡元培翻檢后經與李璧臣商量，決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緒戊子，即1863年——1888的日記本51冊，取名《越縵堂日記》，以浙江公會名義付印。此后，從送交書稿、審定書樣到題簽書名，包括議定書價，蔡元培都是親歷親為。至1920年，《越縵堂日記》終于與讀者見面。

但在此期間，五四運動并沒有停歇，運動在高潮之中，實現了廣大師生和社會各階層、各團體、各派別的大聯合。匯聚成強大的社會力量，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尤其是津滬工商界的強力介入給北京政府以“最嚴重的打擊” ，終使北京政府敗下陣來。

6月10日,北京當局不得不發布命令，宣布“批準”曹、章、陸辭職并改組政府；6月28日，中國代表奉命拒簽“巴黎和約”。至此，五四運動“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目的已經達到，在政治上獲得大勝。

但學生的運動并未就此結束，因為運動的另一個目的——“挽蔡”還沒有實現。6月17日教育部曾發布訓令，調胡仁源“到部辦事”，意欲緩解；同日國務院、教育部分別致電蔡元培，曰“學潮已息，校事亟待主持……務希早日蒞止，以副群望”云云，同時派部員前往杭州“面致忱悃”，表現出迎蔡回校的積極姿態。

蔡元培對此很冷靜，他很清楚，17日訓令雖然“調胡到部辦事”，但并未撤銷6日的“任胡署校”令，故他于20日分別復電院、部，“敢求轉請大總統俯賜解職，別任賢能”，辭意仍堅。

一場“拒蔡”和“迎蔡”的較量隨后又接著展開一方面是安福系頻施小動作，煽動少數對北大不滿的師生“迎胡拒蔡”；另一方面是廣大師生和知識界呼吁“迎蔡拒胡”。

直到7月9日，在廣大師生和社會各界的呼聲之中，加之眾多朋友于公于私的勸慰，蔡元培態度終于轉變。

他于9日復電教育總長，說“寧敢固執己見”，并允“謹當暫任維持，共圖補救”。

同時，蔡元培致電全國學生聯合會等有關團體，表示尊重“諸君雅意”和“各方責望”，“不容堅持初志”，公開宣告了返校復職的決定。

其后，盡管安福系仍負隅頑抗，收買少數師生上演“迎胡拒蔡”鬧劇，并在媒體上對蔡元培和北大造謠誣蔑，但這一切都已經無濟于事了。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發表了《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進一步闡述了他學術之上、文化建國的理念。他說“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圣之學術，以從事于救國之運動。全國國民，既動于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即當局也了然于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然諸君自身，豈亦愿永羈于此等連帶關系之中，而忘其所犧牲之重任乎？”

7月30日，北京當局正式發布大總統令，宣布胡仁源“調部任用，準免署職”。蔡元培回北大復職的最后一個障礙也排除了，至此，對于北大師生而言，五四運動的所有目的全部達到，大獲全勝。

此時，正趕上蔡元培的胃病復發，確實不能馬上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