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學生會章程》，認可學生會有更大的自治權力。同時，他以更大的力度鼓勵和扶持學生的各種社團，如對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等，蔡元培都盡最大努力予以包容和扶持。

他對學生會創(chuàng)辦的平民夜校傾力猶多，原因也與五四運動直接有關。這場運動由最初的學生運動發(fā)展成為全國性的民眾運動，蔡元培看到了民眾的力量，也認識到民眾教育的重要性。他傾力扶持平民夜校，實乃既把它當作學生自治的重要組織，又當作教育和喚醒民眾的重要途徑。

在此期間，蔡元培做了一件更驚世駭俗的事是，在北大實行男女同校。

1919年5月19日，20歲的鄧春蘭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寫了一封《春蘭上蔡校長書》，主張女性應與男性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權，要求北大率先接收女學生，實行男女同班。

她在這封信中寫道“今閱貴校日刊，知先生在貧兒院演說，主張男女平等。我輩欲要求于國立大學增女生席，不于此時更待何時？春蘭愿為全國女子開一先例，如蒙允準，即負笈來京，聯(lián)絡同志，正式呈請。”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鄧春蘭有這樣的見識，得益于她的父親、民國教育家鄧宗的培養(yǎng)。鄧春蘭是家中的第三個女兒，她和兩個姐姐一樣從小就在父親的支持下不用纏足。1911年高小畢業(yè)后，她又隨父到蘭州省立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期間接觸到不少進步書刊，畢業(yè)后在蘭州一所小學任教。

盡管蔡元培等進步人士曾多次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張，但當時北大尚未招收女生。不能進入大學深造的鄧春蘭想要改變這種性別不平等，于是選擇致函北大校長。不巧的是，蔡元培剛剛于5月9日憤然辭職，返回紹興老家，因此未能在第一時間讀到這封信。

等不到回信的鄧春蘭，6月份又寫了一篇《請報界諸先生轉(zhuǎn)全國女子中學畢業(yè)暨高等小學畢業(yè)諸位同志書》。她以西方國家作為參照，主張中國女性在教育、職業(yè)、政治權利上應與男性平等；倡議在大學附近為女性創(chuàng)辦補習班，幫助受教育水平不足的女性通過努力獲得大學入學資格。

她將這封“同志書”連同給蔡元培的信一起發(fā)給新聞界。1919年8月3日被北京《晨報》發(fā)表，很快獲得上海《民國日報》以及英、法人士所辦報紙等多家轉(zhuǎn)載，引起社會關注，也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支持。在鄧春蘭的帶動下，多地教育團體和女青年們也開始呼吁要求大學解除女禁。

這一年的9月份，蔡元培返回北大復職。看到了鄧春蘭的來函以及社會各界的呼吁，隨后于12月作出回應，表示完全贊同在北大實行男女同校。

1920年2月，北大先后招收了九名女性旁聽生，鄧春蘭是其中之一。到了當年秋季招生時，蔡元培將九人全部正式錄取，其中鄧春蘭入讀哲學系。北大首開男女同校先河后，上海、南京、廣州、天津等地競相效仿，使得更多女性能夠接受高等教育。

對此，有人曾責問蔡元培“招收女生是新法，為什么不先請示教育部核準？”

蔡元培回答“教育部的大學令，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guī)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xiàn)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

三言兩語，于輕描淡寫之中，智慧和巧妙的避開了傳統(tǒng)的束縛，開創(chuàng)出我國大學男女同校的先例。

五四運動后，北京學界呈現(xiàn)出更加自由、活躍的局面，各種思想廣為傳播，各類團體爭先涌現(xiàn)。蔡元培照樣是“兼容并包”， 于是北大張開大海一樣的胸懷。

胡適、陶行之等，簇擁著他們的美國老師杜威博士，四處講學而久居北京。hn de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也是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