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常說，他在“澄衷”求學期間有三個較大的收獲：

其一、英文與數學的進步很快。

其二、他小時體弱多病，到上海上學后，注意體育鍛煉，他在“梅溪”與“澄衷”期間從來不曾缺脫一堂體育課。雖然他從沒有參加過什么體育競技的比賽，但他上體育課總是“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他的身體也開始逐漸強健。

其三、大膽參加各種社會群體活動。他在家鄉時處于婦女的保護圈中，顯得羞怯、文弱、膽小，到上海后逐漸擺脫這種習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為學校各種活動的骨干分子、活躍分子。

胡適特別擅長講演，是一位出色的講演大師。他一生做過無數次的講演，成大名后也回母校“澄衷”作過講演。他的講演能力雖成熟于留美期間，但濫觴于“澄衷”。生平首次的演講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言：“吾入澄衷學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樂。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結會演說，是為投身社會之始。”

在澄衷學堂就讀期間，胡適寫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記（《丙午年學界用自治日記》）。該日記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

值得注意的是，這100篇澄衷日記中，涉及社團活動的約占總數的一半。在五個多月中，僅胡適發起或參與的學生自治性組織就有“自治會”、“閱書會”、“集益會”、“理化研究會”、“講書會”、“算術研究會”、“球會”等近十種。

社團活動自然離不開演講，胡適在日記中記述：“4月13日，集益會開第七次常會，諸位師生就會員出會之法、‘泰否’二字之義、南昌教案事、光學、算術九試法等話題發表演講，……”

胡適則“聞諸君演說，輒生無數感情，乃登臺演說，總論各人之演說”，深得會員好評。

“4月29日，‘自治會’會時，胡適演說三事：‘釋治字之意’、‘論同學宜于學問上、德性上著力競爭’、‘論選舉時被選者及選人者之權利義務’。”

之后選舉職員，胡適以18票之多被選為會長，其演講之魅力，可見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適回顧了他曾在澄衷“自治會”發表題為“論性”的演說。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說”與荀子的“性惡說”，贊同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之說。孟子曾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胡適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學，不明白地心萬有引力和水自會保持水平的原理。認為“水無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來水管里的水向上。依據水無上無下保持水平，卻又可上可下的特點，論證了王陽明的“性論”的正確性。胡適的這番演說通俗形象，深入淺出，頗受同學的歡迎。

正是因為澄衷學堂開放的氛圍、眾多的社團活動，使得胡適有了較多的演講訓練機會，為日后成為舉世矚目的演講大師邁開了堅實的一步。

在澄衷學堂，胡適所讀的新書之中，對他生平思想影響最大的還有一個人，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是著名的維新黨領袖人物。戊戌變法失敗后，他流亡日本，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成了保皇黨人。

作為清末民初重要歷史人物，雖其在對抗革命黨、支持北洋軍閥政府袁世凱、段祺瑞等事件中，引發諸多爭議甚至不滿，但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吶喊奔波，在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地位不能動搖；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山祖師和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不可否定；在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和立憲運動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堅持介紹西方的新學，抨擊他所處時代中國社會的黑暗，解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