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胡適所說，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因此，胡適也最愛讀，而且也給胡適“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但梁啟超的這篇文章沒有寫完，只是一個半成品。胡適覺得很失望，很不滿足。

后來梁氏又在《新民叢報》上續作，也沒有完成，中間仍缺三個時代最緊要的部分。胡適眼巴巴地望了幾年，忽然靈機一動：“我在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后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由此可見，梁啟超對胡適一生的思想和事業，影響是何等重大。

胡適四十歲左右，在學術界如日中天，堪稱泰斗的中青年時期，對已漸被大浪淘退的梁啟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說：“我們把梁先生看作老輩”，又說梁任公：“和藹可親，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

梁氏逝世，他特別難過，在日記中寫道：“今天任公大殮，我在廣慧寺。我同（任）叔永、陳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殮，第一個見著蹇季常，他兩眼噙著老淚，我說，我來遲了8分鐘！也不覺墜淚了！……有許多任公舊友下淚的。”

20余年后，提及梁啟超，胡適又說：“（協和醫院）世界最新最完備的一個醫院，競無法延長一位平日體格很強，生龍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壽命。”作為朋友抑或師長，這是胡適先生作為晚輩予以的敬愛和惋惜。

請收藏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