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這個規程，他的本意是“可了則了，切勿固執”。

但沒人顧得上陳的本意，他的死，就是促成留日學生集體歸國的致命一擊，任誰也不可能挽回了。

這么多學生集體回國，以后該怎么辦？這是姚宏業首先想到的問題。

“國民欲有愛國之思想，不可無自立之學校。”辦學！這是姚宏業的答案。

從12月4日罷課，到14日第一批留學生回國，僅僅10天時間。匆匆忙忙中，大伙兒訂立了《歸國辦法》和《善后辦法》，其中明確提出了歸國辦學的思路。

正當大家四處張羅之時，清政府留日監督處突然傳來消息，要求全體學生立即返回日本復課。原來，從風潮初起，清官方就和日本交涉，力求平息事態、安撫學生。一下子，留學生群體分裂成兩派，一是歸國派，一是復課派，雙方你來我往誰也說服不了誰。

1月11日，兩派召開協商會，一致同意以自愿為原則復課，并電告全國。

大批學生返回日本繼續讀書了，留下的只有幾百人。那么，這學還辦不辦？

姚宏業等人懷揣趕超耶魯大學、早稻田大學的美好憧憬，決定不改初衷，繼續興辦本土大學。將學校定名為“中國公學”。

萬事開頭難，而前路更難。那一年的舊歷春節，干事們在奔波中度過。盡管他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演講，但社會各界對這所新學校多持觀望態度，并不給予實質性的支持。

據早期學生張承槱回憶：“當時辦學毫無基礎，全體同仁遭遇極大困難，同情者雖多，而實際援助者除上海總商會會長曾鑄捐了數千元外，其他各界毫無表現，全憑我數百人自己解囊相助，大多數困苦不堪，連生活也難于維持了。”

校舍房租每月必付不得拖欠，學生宿舍租在農戶家，因為缺錢，兩個學生合租一個鋪位。就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中國公學竟然顫顫巍巍地開學了。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最難的是兩點：

一是生源不足。3000人銳減到260人，還不到10。學生來自13個省，年齡不一、層次不一，同班同學能差出14歲之多！教員配備完全跟不上，有些課程還要請日本教師來講，再請懂日語的同學做翻譯。甚至年齡大一些的學生要給低年級做兼職講師，頗有點自給自足、自教自學的勁頭。這能長久嗎？

二是資金匱乏。社會各界持觀望態度，有的甚至說辦學是假，革命黨的陰謀才是真，這樣的謠言喧囂直上，就更沒有人敢出錢了。下層盯著中層，中層盯著上層，誰也沒有真行動。

這邊正焦頭爛額，那邊開學才不到十天，竟出了一件大事，差點讓這新學校夭折！

辦學條件艱苦，教學水平也跟不上，有的學生已心生不滿。副干事朱劍和部分江蘇籍學生發生了點口角，本來也不是大事，互相體諒一下也就過去了。但沖動是魔鬼，朱干事甩了一句難聽話：“江蘇人鬧事，江蘇人皆出。”意思是鬧事的都滾蛋。

這本來是一句氣話，何況朱干事自己就是江蘇人。但學生們不干了，認為學校有意排斥，鬧著要罷課、要退學。

為避免同室操戈愈演愈烈，朱干事被迫辭職了，但學生們態度堅決拒絕和解，他們帶人破壞了學校設施，公開在報紙上聲討攻擊中國公學。最終，50多名學生堅決退學，自立門戶，組了一個健行公學。

學校誕生僅10天就鬧出來的分崩離析，無疑使中國公學的形象大受損害。本來觀望的人，這下成了看熱鬧的，說這幫學生簡直就是胡鬧，幸虧自己當初沒出錢。而更嚴重的影響是，上海官府本來批付一部分經費，但因為出了這事，已經在走流程的款項，被緊急召回了。

整個事件，姚宏業一直盡力周旋，力求保住中國公學的顏面，但無奈以失敗告終，他痛感：“東京之現象既如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