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中國公學的學習成績是很差的。有一成績單發表在《神州日報》上，名為《中國公學年終試驗成績表》。該成績單首列胡適該班21位同學的成績，其中，朱經等2人為最優等，一位任姓同學等4人稍次，為優等，接下來有6位同學為中等，5位同學為下等，未及格的同學只有胡適等3人。在這不及格的三人中，胡適位于中間，也就是說在該班21位同學中，胡適成績為倒數第二。這則成績單說明，胡適當時在功課方面，并沒有太用心，學業之外的活動可能花費了他更多的時間。

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憶中所講的：“在中國公學住了兩年多，在功課上的進步不算怎樣快，但我卻在課外學得了幾件東西??”胡適這里所說的學得的東西，包括學會了普通話、認識了許多年齡比他大的朋友，學會了做中國詩詞，學會了做白話文，這是胡適日后能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暴得大名”的主要原因。

毫無疑問，在中國公學的學習經歷，對胡適的影響是及其深刻的，如他后來所說：“我若不進中公，后來的發展方向當不同。”

新公學解散。胡適不愿回老公學去。家里的經濟狀況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鋪已經轉讓給別人抵了債，兄弟分了家，母親靠他贍養。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尋一個吃飯養家的差事。

是因為“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嗎？還是因為從小就受“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的禁錮，要放縱一次自己？或者還有我們不知道的其他因素，總之，這一時期，發生在年輕胡適身上的事情，是很值得深思的。

當然，最主要的因素當是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無論如何，對于諸如胡適這樣的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交友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胡適前途茫茫，憂愁苦悶的時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著他們胡適學得放蕩了。

胡適的這些“浪漫的朋友”中，為首的是名叫何德梅的德國人，原是中國新公學的教員。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會說上海話、廣東話和官話。中國上流社會那些吃喝玩樂的事，他全會。胡適搬出新公學，就與何德梅做了鄰居。

另外幾個都是留學日本回國的學生，都與革命黨有些關系，也都是胡適的鄰居。

那時反清革命屢遭挫敗，死了不少人，他們心緒很不好，常常發牢騷。何德梅便常邀這班人打麻將。胡適也跟著學會了。

胡適說：“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胡適跟著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吃喝嫖賭，都學會了。這種種情況，在他的日記里也有所反映。據現存59天的《藏暉室日記》粗略統計，有明確記載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捧戲子11次、逛窯子嫖妓女10次，共計53次。幾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與戲子往來，便是逛窯子。有時日記上寫著“連日打牌”，有時牌局“至天明始終”；有時在這家妓院出來，又進別家妓院，妓家關門睡覺了，甚至“敲門而入”。這樣放浪頹廢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極灰冷頹唐，常寫一些悲觀頹廢的詩。

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寫的《歲莫雜感一律》：“客里殘年盡，嚴寒透畫簾。霜濃欺日淡，裘敝苦風尖。壯志隨年逝，鄉思逐歲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