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以同情之理解。

是的。在胡適那封公開信里有這樣的話；“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份，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圣的任務。我們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的繼續我們的學業……”

但細讀全文其主旨不是“安心讀書”、而是反戰。胡適的公開信乃以是國家實力為依歸，沒有激昂的熱情，但卻流貫著理性的和負責任的態度。

當年胡適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為過去。那些北美留學生的愛國感和道義感當然不容置疑，但和他們持論不同，就是“不愛國”嗎？誰又有權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為“不愛國”呢？就其動機而言，胡適力表反對意見，就是出于“為'執筆報國’之計”。那么，在方式的層面上，很難說“戰”就是愛國，“不戰”就是不愛。國是什么？它不是一個空洞的框架，所謂“國以民為本”，國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們才是國的實體，也是國的根本。

愛國，須以愛民為其衡量，愛民又非一句空話，須以愛其生命為其首要。那么，把胡適批評的“決一死戰”拿來，請問，是誰去戰？是這些遙在北美的白面書生嗎？所謂叫囂戰爭最兇的人，一般是不上戰場。同樣，“吾輩非戰即死”，這“吾輩”，到底是“吾”，還是“輩”？說穿了，“吾”只是一個鼓動者，“輩”才是去上戰場的人！一百年來，熱血沸騰的知識分子已經習慣這樣去“喚起民眾”，而無暇顧及這其中遮蔽的問題。如果說這就是愛國，它能是愛民意義上的愛國嗎？這分明是以別人的血肉饜足自己的愛國熱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戰場，“吾”依然沒有權力鼓動“輩”和吾一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處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權利。如果“吾”因愛國而“輩”則必需隨從，作為一種道德綁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何況愛國，對于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其實是很狹隘的，甚至是反動的。殊不知，那些狂熱鼓吹對別國進行侵略的人，掛在嘴上的也往往是“愛國”。和這些人相比，胡適的“世界主義”要高尚的多。不要忘了，馬克思說過：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因為寫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胡適不愛國嗎？就在寫那封公開信的同時，1915年2月6日，美國的《新共和》雜志發表一篇自稱為“支那之友”的美國人的文章，其認為日本在中國占優勢，未必不是中國之福。因為中國的共和已經完全失敗，中國人又不適應自治，缺乏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這樣，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國得一個好政府。這是中國之福，也是列強之福。因此，遠東局勢的關鍵，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國，而在于它對中國事務的管理是否負責有效。

讀了這篇文章，胡適很憤怒，他投書《新共和》，批判了這種“謬論”： “這位‘中國朋友’似已忘記這樣一個重要事實：吾輩正生活于一國民覺醒之時代。……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任何國家皆不該抱有統治他國或干涉別國內政之指望，不管該統治或該干涉如何有益。中國國民之覺醒意味著滿洲統治之結束，對任何外來之統治或‘管理’，國人定將憤懣不已。”

在信的結尾，胡適引用了威爾遜的話： “各國人民皆有權利決定自己治國之形式，也唯有各國自己才有權利決定自救之方式。”

與《新共和》前后，美國的另一家媒體《外觀》亦據這個“支那之友”發表《日本與中國》的社論，支持這種觀點。

胡適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書，指那位自稱“之友”的美國人算不得中國人的朋友，也算不得遠東事務的專家。

在這封信的后面，胡適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發出警告： “余作為一